总之，在朝鲜战局尚未明朗化时，关于派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和派苏联空军为中国作战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还没有形成双方都认可的一致意见。
9月15日美国军队成功地在仁川实行登陆以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到9月26日，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特使马特维耶夫自平壤报告说，“在占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支援下，美国人对人民军的前线和后方进行了狂轰滥炸，因而得以从水原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了25-30公里，并在大邱北面和西北面，以部分兵力占领了尚州和安东”。“敌人汉城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成功地向清洲方向发展，并构成了对第一方面军的包围之势”。人民军部队“损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许多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阻击战。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整个部队“从上到下的指挥组织得很差”，通讯联络也根本“没有保障”。这时，斯大林除了焦躁不安，大发雷霆，严厉斥责朝鲜前线指挥部和苏联顾问外，已经显得束手无策。莫斯科开始考虑与美国接触，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了。9月26日，经苏联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同意，其副代表察拉普金与中间人兰开斯特会晤，了解到兰开斯特可以安排苏联代表与美国人会晤“讨论朝鲜问题”。马立克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莫斯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做出决议：“责成察拉普金通知兰开斯特，马立克同意按兰开斯特的建议，同艾奇逊的助手或美国的一位大使会晤。”“马立克应当听取国务院代表的意见，如果美国人在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方面明显向前迈出一步，则向其声明，他(马立克)将考虑会谈中提出的问题，并在下次会晤时做出答复。”
实际上，朝鲜局势恶化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丝毫也不亚于苏联，这时，毛泽东进一步考虑了出兵朝鲜的问题。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随身带来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演说中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顺利地向三八线进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同样，莫斯科也没有注意周恩来的弦外之音。
这时，金日成却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了。9月29日，什特科夫应金日成的请求与之会见。谈话中，金日成简短地说明了前线的危机状况，并告诉他，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写信和要求苏联用空军援助朝鲜的决议。他们还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信中也有求援的暗示。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和朴宪永“焦急不安”，“对于目前的形势感到有些慌张和缺乏信心”。金日成还希望什特科夫告诉他，给斯大林的信该怎样写，但什特科夫对此避而不谈。在当晚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宪永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一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接着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
斯大林对朝鲜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回答体现在他10月1日收到求援电当天给平壤和北京的两封信电报中。在给平壤的电报中，斯大林指示“必须立即动员全部力量，不让敌人跨过三八线，同时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同敌人作战”。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关于“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在给北京的电报中，斯大林以非常客气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先是假称“对朝鲜的局势不甚了解”，随后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你们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斯大林不愿意毛泽东知道朝鲜曾向苏联提出同样要求并已遭到拒绝的情况，所以他最后又补充说：“关于此事，我丝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时，他们将会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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