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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人_[美] 杨·T.格罗斯【完结】(2)

  [军事小说] 《邻人(出书版)》作者:[美] 杨·T.格罗斯/译者:张祝馨【完结】

  同胞们,我们无法回避历史。

  ——亚伯拉罕·林肯

  致国会的年度咨文

  1862年12月1日

  目录

  致谢

  前言

  事件梗概

  资料来源

  战前

  苏联占据时期(1939—1941)

  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拉兹沃夫大屠杀

  准备

  谁谋杀了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

  谋杀

  掠夺

  私人传记

  不合时宜

  人们记得什么?

  集体的责任

  对资料的新诠释

  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通敌

  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

  为了一种新的史学

  后记

  注释

  索引

  致谢

  如果没有纽约的雅各布·贝克(Jacob Baker)拉比和华沙的安德烈·帕奇考维斯基(Andrzej Paczkowski)教授的帮助,本书无法完成。我十分感谢雅各布·贝克拉比允许我在书中使用他拍摄的照片,也感谢泰·罗格斯(Ty Rogers)律师帮助我与耶德瓦布内过去的居民及其后代取得联系。

  我还要感谢一些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帮助的人们。我会在本书后记中提到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斯蒂芬妮·史泰克(Stephanie Steiker)为本书所做的编辑工作以及她对我在情感上的支持,也要感谢瓦莱丽·史泰克(Valerie Steiker)和玛格达·格罗斯(Magda Gross)提出的许多有用的编辑意见。我要向劳伦·莱波(Lauren Lepow)表达深深的谢意,是她用高超的编辑技巧编审了本书的终稿。

  我想要谢谢纽约大学雷马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 of New York University)任命我为2000年春季的研究员,这使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书稿。研究所主任托尼·朱特(Tony Judt),以及普利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两位读者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和安东尼·波隆斯基(Antony Polonsky)给出了非常有用的评论,我很感激他们。最后,我想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历史编辑布丽吉塔·范·莱茵贝格尔(Brigitta van Rheinberg)从始至终都以出色的编辑技巧和极大的热情审读本书稿。

  我谨以《邻人》纪念施姆尔·瓦瑟什塔因(Szmul Wasersztajn)。

  2000年6月

  于纽约

  前言

  20世纪的欧洲经两个男人之手被塑造成形。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为我们带来了极权主义—就算极权主义不是他们发明的,也是由他们全面施行的。 要想清楚认识极权主义真正的毁灭性,光用已经发生的事去衡量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看见那些未发生的事情,用一位作者的说法便是:“未被写出的书的数目”。除此以外,还有未被想到的想法、未被感受到的感觉、未被完成的作品、未能自然终结的生命。1

  极权主义的政治方法与其政治目标一样,会使社会彻底瘫痪,而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对憎恨(resentment)的制度化。服从于斯大林或希特勒统治的人们总是受到怂恿而敌视对方,彼此间的敌意就如兽性的本能一般。社会中任何细小的裂痕最终都会迸裂为鸿沟,任何对立情绪都会不断恶化、加剧。曾有一度,城市与乡村对立,工人与农民对立,中农与贫农对立,儿童与父母对立,青年与老人对立,不同种族之间相互对立。秘密警察怂恿人们公开指责彼此,前者的队伍靠着这些冲突而不断壮大:“分而治之”的策略昭然若揭。此外,由于政府开始进行社会动员,并要求公众遵循国家支持的制度和规范,人们逐渐在不同程度上与政府共谋,镇压了他们自己。

  极权主义统治者还在他们所征服的疆土上实施了一种新的侵占模式。其结果就是,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写,“纳粹最早的帮凶和助手,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和什么人打交道”。2事实证明,欧洲的各种语言中没有任何一个词能准确地定义这种关系。“collaboration”(合作 / 通敌)这个词语—其令人不快的“与敌人勾结合作”之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才开始使用的。3鉴于武装冲突、征服、战争、侵占、镇压、领土扩张以及伴随这些行动而来的后果史不绝书,你可能会好奇,“二战”期间德军的侵占现象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竟能催生出一个新的概念?4对这个问题的全面性回答,要去一系列德国侵占体系的研究中寻找。

  战后,几乎所有欧洲人民都表现出了对与纳粹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接触之极度反感(毫无疑问,这种反应是出于自利,且往往欠缺严谨的思考)。“要想准确计算遭到‘战后报复’(postwar retribution)的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是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也至少有几百万人,即先前在德国占领下人口的2%—3%,”伊斯特 万·戴阿克(Istvan Deák)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写道,“对有罪者的惩处各式各样,从战争最后几个月里的私刑,到战后的死刑判决、监禁或苦役,不一而足。除此以外,还会将‘通敌’定罪为‘国耻’,剥夺‘通敌者’的公民权利,以及 / 或对其施以罚款。另外还有一些行政手段,如驱逐、警察监督、剥夺他们在某些地方旅行或居住的权利、撤职、剥夺退休金权利等。”5引用海达·科瓦莉[1]在其沉痛的布拉格回忆录中的话来说:“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人真正幸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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