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记得什么？
1.Aharon Appelfeld,“Buried Homeland,” New Yorker,November23,1998,pp.48,51,52.
2.同上书，p.54。
3.1947年出版了一本书，是从“二战”中幸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个人证词，在霍赫贝格·玛丽安斯卡（Hochberg - Mariańska）为该书所作的导读中，我们读到，不少在战时帮助过犹太人的波兰人都希望保持匿名，因为他们害怕一旦他们在战时所做的事被公开，会招致来自他们自己族群中的敌意。（Maria Hochberg-Mariańska’s introductionto Dzieci oskarżają[Cracow: Centralna Żydowska Komisja Historyczna w Polsce,1947]）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比如，也见 Nechama Tec 的回忆录Dry Tears: The Story of a Lost Childhoo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主题—为什么那些应该被授予“国际义人”称号的人，会如此恐惧他们自己的邻人发现他们在战时曾帮助过犹太人？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害怕被抢劫。在大众想象中，犹太人总是与钱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坚信，那些在战时庇护犹太人的家庭必然得到了物质上的好处。但还有一个原因。日后的“国际义人”在战时的行为突破了社会公认的准则，说明了他们与其他人都不同，因此他们对社会而言是一个隐患。他们的存在对他人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就是证人。他们可能会告诉当地犹太人曾经发生了什么，因为—不论从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从他们不合作的态度来看—他们不属于对这起事件保持沉默的共同体。
4.正如本书第【229，原书页码】页注释8中所解释的，地下组织在战后仍然存在，且其行动已远超出对德军的袭击。
5.维日考夫斯基家的侄子，雅罗斯瓦夫·卡尔沃夫斯基（JarosławKarwowski）于1962年5月2日在米拉努韦克（Milanówek）写下了这份证词。（ŻIH,301/5825,conversation with Wyrzykowska,October1999）
集体的责任
1.Richard Breitman,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 Himm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New York: Alfred Knopf,1991),pp.171-173.
2.“玛利亚得去打个电话。我们走进一家小点心店，因为她觉得那里有一台电话。然而，事实上那家店里并没有电话。在这种情况下，玛利亚决定把我留在店里几分钟，她给我买了一块点心，选了一张在黑暗角落里最不显眼位置的桌子，然后告诉我她打完电话就回来。
她对给我们上菜的人也说了同样的话，毫无疑问那人是店主……我吃着点心，那些女人（店里没有男人）在聊什么我并不在意。但过了一会儿后，我无法不去注意，她们已经炸开了锅。毋庸置疑，我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这些妇女—有服务员，也有食客—围着那个店主，交头接耳，同时刻意地瞟我。作为一个到处躲藏的犹太儿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事，因此立刻就明白这情况意味着什么，预示着什么……
“我时刻都能感受到他们注视的目光……那些妇女死死盯着我，仿佛我是一只可怕的怪兽，我的存在违背了自然的法则。仿佛他们马上就会决定要怎么处置我，因为他们不能就这么放任我在这里存在……我听到他们说：‘一个犹太人，绝对不会错，一个犹太人’……
‘她肯定不是，但他—一个犹太人’……‘她让他混在我们之中’……那些妇女仔细地思考如何处置我。店主打开通往里间的门，里面应该是厨房，然后叫道：‘赫拉，赫拉，快过来看看。’过了一会儿她口中的赫拉出现了，她穿着沾满面粉的围裙，很显然刚刚是在工作中。她们等待她的评断，很显然她们都很期待她的看法。可能在点心店的范围内，她在很多事上都是权威，甚至可能是个种族问题的专家，而这家点心店于我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平和安静的地方了。不论如何，审视我的眼睛又多了一双……
“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处境愈发糟糕。那些妇女已不满于仅仅从远处观察我……也许她们想要得到确认，想要一个能促使他们达成最终决断（很可能她们已经达成了）的评判。因为我听见其中一人说：‘我们得报警。’
“对这件事的讨论显然激起了这群女人的好奇心，她们慢慢走近，靠近我坐的位置。接着她们开始盘问我。第一个人问了我的姓名。我有伪造的身份证件，我也熟记自己伪造的身份—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另一个人对于我与带我来这儿的女人的关系很好奇—我也回答了，不过这次说的是实话……她们的问题劈头盖脸地向我砸来：我父母是干什么的，我从哪里来，我最近去过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等等。她们努力地以温和的态度发问，有时甚至很温柔。
然而，她们的伪善的语调骗不过我，因为要听出这种语调背后隐藏的怒气和攻击性，并不困难。她们像对一个小孩那样对我说话—但转眼间又像对待一个被告人甚至一个公开的罪犯那样。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如今我不认为她们这种举动是出于单纯的怨或恨。相反，她们是对凭空出现在她们面前的‘问题’感到恐惧，她们做了要做任何事来尽快解决问题的准备—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
“那些女人问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已经不再做出回答，只是偶尔嘟哝‘是’或‘否’……但我听到的不仅是向我提出的问题，还有那些女人在一边轻声做出的评论，好像这些评论只是说给她们自己听的似的，但它们仍然会钻入我的耳朵。她们最常说的具有威胁性的词就是‘犹太人’，但更可怕的是她们不断重复的句子：‘我们得报警’。我很清楚，报警等同于宣判我的死刑……那些女人并没有被无法控制的憎恨支配……这是一群正常的、平凡的、以她们自己的方式保持着机敏和体面的妇女，她们吃苦耐劳，毫无疑问也曾在战时的艰难岁月中努力地照顾她们的家人。我也不会否认，她们可能是模范母亲和妻子，可能非常虔诚，德行出众。她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可能会引来麻烦和威胁，因此她们想要直面形势。尽管她们没有想过，直面这个处境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或许这超出了她们的想象范围—尽管她们肯定知道如果她们真的‘报警’，事情会如何收场—又或许只是因为这是不在她们的道德思考的界限之中。”（Michał Głowiński,“Kwardans spędzonyw cukierni,” in Czarne Sezony[Warsaw:Open,1998],pp.93-95;translated by Marci Sh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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