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其在国务院的秘书为程经世等，在内务部的秘书为洪述祖等。解散共进会属于内务部管辖之事，应夔丞又系洪述祖介绍至中央，照理，应夔丞若有电至中央，由洪述祖译呈赵秉钧更合乎情理，但赵致应亲笔函却要求其“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实际由秘书程经世译呈，详下文）。因此，“超然百姓姚之鹤”所谓“洪之不为赵所信任，不使与闻此后之交往，亦于言外见之矣”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神州日报》亦有相同看法，谓：“证据中赵总理之与应书亲署姓者，只有致其电码一本，谓如发电则径寄国务院赵云，盖赵固知洪之招摇，故不欲其转手。”[116]当然，这当中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洪既新进，且嫌位卑，仅领干修，不常视事”，[117]赵秉钧若让洪经手“应密”来电，难免会担心误事。但国民党人却不这样认为，戴季陶把赵秉钧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看作赵秉钧“阴谋破坏民党、谋杀民党中人”的“第一证据”。他分析道：
一月十四日致应犯信并送密码一册，此为密谋开始之第一证据。赵与应以“应密电本”，苟为国务院之公事，当然以公文附送，而乃以亲笔密函送之，是赵送“应密电”与应，并非公事，实别有密谋，可不必论而自明。且赵氏身为总理，必有亲信之人为之译电，“应密电本”又系赵亲笔私函送交，则一切阴谋破坏民党、谋杀民党中人之电，无论直接间接，赵皆为造意，而一月十四日之函，实以其根据焉。[118]
戴季陶所说看似有理，其实并无说服力。其一，倘若赵秉钧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如戴所言不是为了国务院公事，何以函云“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可也”，而不云直寄赵之私宅或别处？可见并非为了不可告人之事。还是《时事新报》所言更有道理：“如发电则径寄国务院赵云云，则知赵亦防洪之招摇，故不欲其转手；曰寄国务院赵而不欲其寄私宅，可见赵之与应，似并无秘谋，其所以与密电本者，仍为共进会与欢迎团等事耳。”[119]“则知赵亦防洪之招摇”云云，与《神州日报》所言意思相同。其二，赵秉钧、应夔丞之间既无密谋，何以赵送应密码电本，不以公文附送，而以亲笔密函送之？则其中必有隐情。盖赵之所以送应夔丞密码电本，系因应夔丞为江苏驻沪巡查长，负有解散共进会之责，而解散共进会主要为袁、洪、应所密谋，赵不过为边缘之人，因此他并不适合声张，也不愿声张，乃至于还要防其秘书洪述祖借此招摇。何况既系密码电本，当然需要秘密送达，而不适于公文附送。其三，赵送应夔丞密码电本时间为1913年1月14日，当时并无所谓“阴谋破坏民党、谋杀民党中人”之事，戴季陶将后来应、洪利用“应密电本”所谋划之“阴谋破坏民党、谋杀民党中人”之事，不问青红皂白，不察具体情形，皆归咎于赵，认为“无论直接间接，赵皆为造意”，未免过于武断。除非可以证明赵秉钧的确是后来应、洪所为各事（包括杀宋）主谋，否则难以得出这一结论，而恰恰是这一关键问题，目前看来并无确实证据，具体论证详见下文。
另一国民党人徐血儿则认为，该密码电本是赵秉钧交给应夔丞报告南方国民党人举动用的，解散共进会不过是幌子。他就此解析道：
夫奉差各省特派人员，与以密码电本，固属寻常，并无特异之处。不过赵、应之授受密电，则与寻常有异，盖赵、应必密议妥善，然后再授以密电本，使报告机密。此非故意周纳也，赵之用应，实使之以侦察南方举动，报告政府，为其一大任务，而解散青、红会匪，特假以为名，彼视之固甚小耳。于何证之？应是后致赵之密电，多皆不关于其巡查长分内之事。即姑以袁言观之，袁谓三月十三日以前，皆关于取消欢迎国会团之事，试问欢迎国会团非政治上关系乎？该团本与共进会性质不同，何劳应之解散，即此已可见应所负者，另有一种特别任务矣。[120]
蔡世襄亦提出类似看法，他根据应夔丞取得密电本后于2月初发给国务院的密电内容分析说：
观二月一、二两日“东”“冬”两电，明言“总理投票”“解散国会”，及对待何海鸣、戴天仇之法，与购“孙黄宋劣史”“宋骗案”，“选举扰攘”，“国随以之”等语，为政府作走狗密探，承政府意旨以倾害正人，阴贼良善，初无一语及欢迎国会团，更无一字及共进会，而俱用“应密”，赵虽百喙，其何以解？[121]
不能不承认，徐血儿和蔡世襄的分析，或结合当时政情变化，或依据“应密”电报内容，很有几分道理，但事实却比他们的分析复杂得多。他们根据后来应夔丞所发密电内容，推断前此赵发“应密电本”时之动机，却不知赵秉钧发给应夔丞密码电本之前，应夔丞与政府之间的联系，除了关于解散共进会，以及赴京领取解散费和江苏驻沪巡查长津贴外，并无其他与国民党相关联之事，透过宋案证据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但事情就巧在，赵秉钧于1913年1月14日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之时，恰逢尹仲材、何海鸣等部分激进国民党人发起的欢迎国会团在沪上出现不久。此后，由于洪、应奉袁世凯之命，南下秘密调查欢迎国会团真相，这才在应夔丞后来致国务院“应密”电文中出现了关于欢迎国会团和构陷“孙黄宋”等内容。但要注意的是，“应密电本”是应夔丞1月12日谒见赵秉钧时要求给的，理由是办理解散会党之事须防“漏泄”，[122]而袁世凯和赵秉钧最早到1月13日才开始商量如何应对欢迎国会团，[123]袁决定“特委”洪述祖南下调查欢迎国会团则已到1月20日。[124]赵秉钧1月14日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实际上是回复其1月12日的要求，不可能有要应夔丞“侦察南方举动”之目的。再说，赵、应仅见过一面，赵并不了解其人，加之赵对于对付国民党人态度并不积极，因此不可能赋予其“侦察南方举动”之任务。赵本人甚至连洪、应南下秘密调查欢迎国会团，都是在报纸刊登消息后才知道（详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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