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血儿：《驳赵秉钧之通电·铁证如山尚可掩饰耶》（五续），《民立报》1913年5月7日，第2页。
[175]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第163—164页。
[176]据叶恭绰对章士钊言，“赵、宋间之关系，系由程克作牵线人”。（章士钊：《书赵智庵》，中央文史研究馆编《崇文集二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选》，第43页）程克字仲渔，同盟会会员，曾与宋教仁等办《民报》，又曾任《河南》杂志社社长。后由程家柽介绍，投入肃亲王门下。赵秉钧任巡警部侍郎时充其侦探。民元赵秉钧长内务部，程克任参事，居中用事。（温楚珩：《程克事略》，《河南文史资料》第7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编印，1989，第117—118页）有人将程克与王治馨、洪述祖、丁惟忠称为赵秉钧幕中“四大金刚”。见刘星楠《民国初年见闻简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35页。
[177]《赵秉钧为宋案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新闻报》1913年5月7日，第1张第3页；《赵总理之谈话》，《新纪元报》1913年4月30日，第3页。
[178]徐血儿：《宋先生教仁传略》，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7页。
[179]《国民党哀悼宋教仁大会之情形》，《顺天时报》1913年3月31日，第2页。
[180]《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3月31日，第3页。
[181]张国淦：《北洋述闻》，第46—47页。
[182]退生：《国民党必亡中国之铁证》，《国报》1913年5月6日，第1页。
[183]静：《人物月旦·赵秉钧》，《大自由报》1913年5月7日，第3页。
[184]本报驻京记者远生：《政海之一勺》（续），《时报》1913年3月3日，第3页。
[185]《赵总理赶办交卸之预备》，《大公报》1913年3月7日，第4页。
[186]《赵总理的交代忙》，《正宗爱国报》1913年3月10日，第3页。
[187]《赵总理之清理交代忙》，《时事新报》1913年3月14日，第2张第1页。
[188]《人淡如菊之徐世昌》，《神州日报》1912年5月18日，第3页。
[189]《北京电》（1912年6月23日发），《神州日报》1912年6月24日，第2页。
[190]《正式政府内阁组织问题》，《中国日报》1913年2月18日，第2页。
[191]《徐世昌来京之警告》，《中国日报》1913年2月12日，第2页。
[192]《将来之唐绍仪与徐世昌》，《顺天时报》1913年2月22日，第7页。
[193]《徐世昌辞太保与未来总理》，《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18日，第2页。
[194]《徐菊人将来总理之希望》，《顺天时报》1913年3月16日，第7页。
[195]《徐世昌自言其志》《徐世昌不愿出青岛》，《正宗爱国报》1913年3月7日、7月14日，第3页。
[196]《黄克强与最近政局之关系》，《中国日报》1912年9月28日，第2页。
[197]本社旅京记者黄花：《内阁总理之变迁》，《神州日报》1912年9月27日，第3页。
[198]黄远庸：《春云初展之政局》（1913年3月20日），《远生遗著》卷3，第85页。
[199]《一塌糊涂之刺宋案·赵总理之愤慨》，《亚细亚日报》1913年3月29日，第2页。
[200]黄远庸：《政海之一勺》（1913年3月3日），《远生遗著》卷3，第74页。
[201]张国淦：《北洋述闻》，第47页。
[202]吴叔班笔记、张树勇整理《吴景濂口述自传辑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61页。
[203]谭人凤：《石叟牌词》，第130页。
第六章 洪匿青岛与赵拒出庭幕后
在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及诸多舆论将暗杀主谋指向袁、赵的情况下，袁、赵本应采取积极措施，迅速抓捕洪述祖，将其交给法庭讯办，并就宋案证据中牵涉自己的地方到庭说明，以正视听，洗清嫌疑。然而，事实却是，袁氏虽然并非刺宋主谋，却在案发后故纵洪述祖至青岛德国租界，并且竭力阻止赵秉钧出庭应讯。这当中究竟有何内幕？袁氏所为用意何在？
一 袁纵洪逃离京津实情
宋教仁遇刺身亡当日，即3月22日，袁世凯发出命令，责成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1]同日，袁世凯致江孔殷电亦云：“遯初为海内重要人物，猝遭意外，惊骇莫名。昨闻耗后已迭电苏督等悬赏缉凶，按律惩办。顷据沪电，惊悉已伤重殒命，痛悼殊深。该凶手现虽在逃，惟当场必有目击之人，当不难设法购缉。一俟拿获到案，自应穷究主名，依律惩治，断不容幸逃法网，致死者含冤于地下也。”[2]很快，应夔丞、武士英二人就分别在3月24日凌晨及上午被抓获。经审讯，应夔丞供词牵连到洪述祖，于是程德全密电北京，“请拿洪归案审办”，“总统得电，当饬将洪拿获，讵洪消息灵通，已先闻风逃逸矣”。[3]另据报道，《民立报》驻北京某记者，自1912年底以来便一直追踪应、洪动向，案发后很快“断定洪为嫌疑犯”，于是一面向上海该社电告洪、应关系，一面于3月26日上午将电稿向内务部当局出示，“请其先行羁留”洪述祖，内务部“乃急遣侦骑往捕，而洪已于是晨远飏”。虽然“警察总监派五人往津跟追”，但洪述祖还是于两天后从天津顺利出逃，先乘津浦路火车南下至济南，然后转乘胶济路火车逃至青岛德国租界藏匿起来。[4]由于洪系内务部秘书，时人对其迅速逃走，多疑为政府暗通消息，质疑“沪上来电（指程德全要求拘洪电报——引者）本系密码，何以泄露消息，使之逃走，又何以不发电至津浦一带缉拿（实际发过缉拿电报，详下文——引者），此中情节殊耐人研究也”。[5]又认为：“洪既预知消息逃走，其中自有特别原因，非寻常逃犯可比，政府通电缉拿，亦不过一种官场照例空文，按之事实，决无就捕之理，此中消息，明眼人自知之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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