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王阿法在接受讯问时前后所答存在矛盾之处，但一个关键事实是清楚的，即应夔丞确曾找过王阿法帮忙致死“渔父”，王阿法也确曾找过邓文斌，试图将其介绍给应夔丞，只因邓文斌反悔而作罢。
说到王阿法，还有一个问题，即应夔丞作为共进会（由青红帮、公口成员组成）会长，从手下找个杀手易如反掌，为何他要舍近求远，从共进会外寻找王阿法这样一个售卖古董字画的人充当杀手呢？应夔丞当年为了否认自己与刺宋案有牵连，也曾以此为自己辩护，说：“我共进会人很多，何必找此种人。”[20]要解答这个疑问，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事实，即造意刺宋者并非应夔丞而是洪述祖，关于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证。正因为应夔丞并非造意刺宋之人，因此其刺杀行为实际上只是共进会少数人为配合洪述祖之计划而实施的行为，难以上升为共进会组织行为。另外，应夔丞主观上极力想避免共进会卷入刺杀事件，根本原因在于共进会乃应夔丞生存之本，倘若刺宋被认定为共进会组织行为，应夔丞将可能遭到灭顶之灾。具体讲，又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1912年10月以来，应夔丞及其共进会组织已经接受了政府招抚，应夔丞并亲口承诺“情愿效力，设法取缔共进会，如有违背法律、扰害治安之事，伊愿负担保之责”，[21]应夔丞为此还到京城见过袁世凯，表达输诚之意，袁世凯则给了他5万元经费，以解决共进会成员的解散、抚恤等问题。可以想到，一旦刺宋被认定为共进会组织行为，将会有怎样的后果。二是由于共进会组织庞大，管理困难，自应夔丞接受招抚后，其组织成员在江苏、浙江等地仍不时有扰害治安之事，为此，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朱瑞一直厉行镇压政策，这让应夔丞很不满意，认为共进会已经接受招抚，程、朱不应如此，在现存共进会档案中，有不少文件反映这一情况。而一旦刺宋被认定为共进会所为，正好成为程、朱手中把柄，对应夔丞将极为不利。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应夔丞一方面决定配合洪述祖刺宋，另一方面于刺宋前一周（3月13日）和刺宋前两日（3月18日）分别向各处共进会支部发布通告和训词，不允许会员有“违背法律之行为”。[22]这看似矛盾的举动，固然有为刺宋打掩护的一面，但更重要的还是反映出应夔丞竭力想避免外界把即将发生的刺宋案与共进会联系起来。
而这，也就是应夔丞为何要在共进会外寻找“枪手”这个关键角色的原因。古董字画商王阿法是应夔丞死党吴乃文友人，到上海不久，是个生面孔，其身份很难让警局或捕房与刺案联系起来，恰好吴乃文又介绍他到应夔丞处求事做，于是便成为应夔丞物色枪手的目标之一。只是王阿法胆子太小，即使应夔丞以重金收买，王阿法也没敢答应。由于刺宋计划已在进行当中，应夔丞只好一方面威胁王阿法，不准其泄密，另一方面急忙派人物色到武士英。此人同样非共进会中人，但由于当过兵，胆子自然大了许多，于是枪手就此确定。实际上，当时就有人认为，那些怀疑共进会杀宋的说法，是“误以应夔丞之私人行动，有涉该会团体”，并提出，杀宋果真是共进会团体行为的话，“何以应不求刺客于会员，而旁求力大胆大之人，卒乃得一与该会渺不相涉之武士英乎？”[23]案发后，共进会总部被查抄，副会长宋伯飞等坚决否认该会与刺宋案有关，要求归还被查抄的文件，[24]此事自然不会有结果，但从那些文件中也的确看不出刺宋是共进会组织行为，故而程德全等人在处理刺案时并没有采取扩大化举措。
由此可见，要理解应夔丞何以找王阿法、武士英这样的人充当枪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必须对刺宋造意者有准确把握，另一方面必须对应夔丞本人和共进会的历史有深入理解。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百余年来一直都缺乏深入研究。曾有论者以民初帮会与国民党之间关系紧张来解释宋教仁被刺原因，显系似是而非、隔靴搔痒之论。
应夔丞被捕后，王阿法先后三次出庭，接受会审公廨审理官及被告律师诘问。但因洪述祖和赵秉钧迟迟不能到案，对应夔丞的公判一再推迟。1913年7月2日，上海地方审判厅发出通告，定于7月16日继续开庭公判。到了7月15日，上海地方检察厅检察长蔡季平派法警郝云往传证人王阿法，届时来厅候质，但因王阿法“居无定所”，[25]郝云未能找到，遂到原告宋方氏所延律师高朔处询问，高律师要其往国民党上海交通部调查，不料交通部也不知王之下落。于是，郝云又到原告律师金民澜处打探，金民澜允诺代为探访。[26]此时“二次革命”业已爆发数日，上海战事方烈，对应夔丞的公判不得不中止。不久，应夔丞越狱而去，对应夔丞的审理就此不了了之，王阿法也自此从人们视线中消失，不知所往。不过，对于破解宋案而言，他的使命业已完成。
二 武士英落网及暴毙狱中
武士英，即吴福铭，又作武复民、吴发明，山西平阳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时年22岁。据其口供，曾在贵州某学堂肄业，后充云南巡防营第三十营哨官，案发前在上海以售花瓶为生，住五马路六野旅馆（又作鹿野旅官）。[27]在刺宋之前，穷愁潦倒的武士英因为即将获得应夔丞的千元赏金而忽然举止怪异，“得意忘形”，以致同住六野旅馆者目之为“神经病”。迨宋教仁被刺身亡，黄兴等发出重金赏格后，旅馆中人忆及武士英之前举动，觉得可疑，遂报告于国民党人陆惠生，从而为破获刺宋案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陆惠生于『宋案破獲始末記』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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