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夔丞派人带信赴京向言敦源求救之时，言敦源恰好南下青岛去见洪述祖，应夔丞的北京救援计划落空，于是继续在上海活动。武士英死后，《民立报》刊登一文，题曰《监守者实难辞咎》，其中写道：“闻武于死之二日前，有言应桂馨教唆等情，有人转达于外，为应党出巨金托人毒毙。此不过昨日各方面所传说，至究竟真相，非局外人所能知也。”[63]结合前所分析，武士英死前二日向人说出应夔丞曾教唆他翻供，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意识到了应夔丞不可能营救自己。但说应党得知武士英泄露教唆秘密后，托人将其毒毙，则可能性不大，因一次尝试毒杀被发现后，再次试图毒杀，可能性微乎其微。加之案件移交中方后，对应、武的看管都非常严密，外界很难接触案犯，就连应夔丞律师杨景斌“请求饬抄卷宗，并接见被告”，程德全都未允许，[64]应夔丞党徒欲谋划毒杀武士英，难上加难。
因此，武士英暴病而亡的可能性最大，西医的检验报告也支持这一结论。不过，对应夔丞而言，武士英之死已经算不上好消息，对整个刺宋案而言，武士英之死，也算不得一件重要事情了。
三 应夔丞被捕、越狱及遇刺
应夔丞于3月24日凌晨12时半左右，在迎春坊妓女李桂玉家被英捕房抓获。在应夔丞被捕前，有人论及枪手武士英，称“此刺客乃是手枪中之圣手”，又说：“此等精于手枪之刺客，必应归于暗杀队中，决非一人可以独立者。当今之应夔丞氏，为现政府之总稽查，对于此道可称三折肱者……使诚求之于此君，当能得其一二。”[65]其意似乎在暗示武士英可能为应夔丞手下之人，又似乎在提醒捕房，应夔丞或许对破案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没想到捕房很快就侦破了案件，并且发现，雇用武士英枪杀宋教仁者，正是应夔丞本人。
关于捕房获取应夔丞方面线索情形，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所出《国民月刊》曾简明扼要记载如下：
先是有王阿发者，以卖古玩为生，至应桂馨家兜售字画。应乃出商务印书馆所印宋教仁先生之明信片，剪去四周，受〔授〕王阿发，曰：“予欲办此人，汝能办到，愿酬洋千元。”王当时未允，归而谋诸其友邓某，事成愿以千金为寿。邓初允之，继乃由王阿发偕至应处，邓乃中途变计，略谓：“予羁迹异乡，不能无故杀人。”其事遂寝。乃宋先生遇刺之耗传出，邓某告其主人张某此事之真相，张君以告以本党交通部，一面寻觅王阿发至交通部。部中干事偕王至捕房报告，声称：“一星期前，因售字画至小西门外应桂馨处，应出一照片云谋办照上之人，如能办到，酬洋一千元。我因无此能力，未曾允许，当将照片交还。今见各报所登宋教仁之照，似与我所看之照片相同，特来报告。”[66]
上段材料中所谓偕王阿法至捕房报告的“部中干事”，应即国民党上海交通部陆惠生，材料所言情节与前引王阿法向陆惠生所交代内情完全相同，只是语句不同而已。陆惠生还对报告捕房前确认应夔丞为刺宋凶犯的经过有详细记述，他说：
余聆王所言，知非虚诬，即以报上所映之宋先生小像示之，问：“应所示彼之照片即此人否？”王言仿佛似之，唯模糊不能确认。又取一映有宋先生小像之明信片示之，则立答曰：“然，然，即系此人。”余尚恐有误，即授以笔，令书应示彼之明信片背面所注之字以示余。渠执笔书“渔父”二字。于是宋先生之被刺，必为与应有涉，殆分毫无疑义。然余忱以为未足，仍使王为导，以人偕之行，嘱指示应之居址。王直赴文元坊，指应居以示偕行者，其门外所榜，恰如王所言于人。合之友人之所言，与六野旅馆寓客之报告，及邓文炳之见其门外榜上之有“共”字与“巡”字，皆若合符节，而应桂馨之主谋刺宋，已得铁证矣。[67]
至于抓捕应夔丞的具体经过，陆惠生记道：
唯应之住所在法界，而常勾留于英界之妓馆，此亦吾人所习知。故此事既有确实之报告，即据实以诉诸英、法二捕房。二捕房之探捕，联合以拘应。及至应宅，则应果他出。余于是偕一英探乘汽车至胡妓翡云家，使英探伺于门外，而余则伪为访友者，询应在否。妓馆中人不知余为还应来也，告以方饮于迎春坊之李妓桂玉处。余于是复偕英探至李家，见室中客方喧饮甚豪。揭帘窥之，应果在座。遂招英探入室，使捕应。应见英探，面色大变，英探挥之曰：“去！去！”应默然随行，挟之登汽车，疾驰赴英捕房禁焉，其时武士英犹未得消息也。[68]
《民立报》对抓捕经过亦有报道：
先是国民党特派员某君，外出侦察，知应桂馨近常在妓女胡翡云家吸食鸦片，乃由总巡率领巡捕多名至其处，先去胡翡云家询问，胡谓应未到该处，现在迎春坊三弄李桂玉家吃酒，系蔡尔卿所请者。密访不得，乃复由总巡领巡捕至迎春坊，先将该四弄弄口俱派人把守，以防逃窜。国民党特派员入内，上楼问：“应君夔丞在座否？”应答曰：“我在。”某君曰：“楼下有人与君会话。”应乃匆匆随某君下楼，至门首，即被捕。总巡曰：“去！去！去！”应面色已如死灰矣。[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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