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出自曾亲为赵秉钧诊疗的医学专家的报告，应当说是很可靠的，赵秉钧确系病故，并无疑问。
然而，由于在过去近一年中，刺宋问题一直为舆论所密集关注，案中关键人物之一应夔丞刚刚在一个多月前被人刺死在由北京前往天津的火车上，现在另一关键人物赵秉钧忽然又死亡，遂致外间对其死因言人人殊，疑团不释，乃至“京中盛传毒杀之谣”，外电甚至说“赵之厨人已受种毒之嫌疑而被拘”。[135]《顺天时报》则报道内务部曾给京内外各公署发出秘密通告，内称“有乱党能于鲜果食物内注射毒药，人食之不动声色，在二十四点钟内致于死命，亟应慎防”。又说有乱党欲乘机潜入京津，希图暗杀，扰乱大局，京津一带已临时戒严。[136]
舆论之所以怀疑赵系被人毒杀，其实主要是将矛头指向袁世凯，认为赵曾与袁同谋杀宋，故袁毒杀之以灭口。百余年来，人多持此一说。袁克文在《辛丙秘苑》“赵智庵猝死”条中，也暗示赵秉钧系被毒杀，只不过他把毒杀赵的人说成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意图为其父辩护。其言道：
天津兵变，警卒多比匪行掠。警厅长杨以德……有纵下贿上之事，枢府闻之，欲罪而未发。赵秉钧督直，属其密案。赵亦深恶杨，比至，杨入谒，赵初严诘，杨犹自辩，赵益怒，作村妇之骂，且以足蹴之，杨惭惧而退。赵已拟穷究，越数日，赵访客归，猝病，不能言，未竟日，卒。初，先公闻赵病，遣予临视。予至，赵已绝矣。先公电来，令余详察死状。予就赵尸，见其目合口张，面肤青灰；握其右手，指尚微柔，开而不敛，指甲青紫；唇黑紫，似有涎流出已经拭涤者；臂肉坚，亦青色。赵一妻，无子。询其侍者，谓赵在外未进食，但饮茶一杯耳，饮茶后即归，归亦未食，而病即作矣。时赵之至友蔡乃煌辈咸在侧，虽有疑其死之突，而未闻有执言者。枢府专使旋莅津，亦无议焉。予返京，以详陈，先公叹息久之。赵为先公所最赏，论为上材，畀以直督，适当倚任。外间不察，或谓为先公所杀，殊诬之甚者也。[137]
这段记载中的“天津兵变”，是指1912年2月底3月初第三镇统制曹锟部下部分士兵所发动的兵变，初在北京城内，后蔓延至天津、保定等地。袁克文本来是要记述赵秉钧死前情形，却先讲了一个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在上年“天津兵变”中纵警行掠，“纵下贿上”，以及直隶都督赵秉钧一年后欲追究杨以德责任而与之发生口角，乃至“以足蹴之”的故事，其用意显然是要暗示，赵秉钧之死，杨以德脱不了干系，而与其父袁世凯无关。在《辛丙秘苑》另外一处，袁克文干脆说“赵为仇家杨某所毒”。[138]在如此用心下，袁克文接下来所描述的赵秉钧疑似中毒身亡的症状，已很难令人相信，甚至赵秉钧与杨以德发生冲突的故事，也不能排除为袁克文所虚构，因为赵秉钧自武昌起义后不久便任民政部首领，接着又在南北统一后任内务总长，旋兼任国务总理，全国各地警察与地方治安一直由其主管，何以他不在兵变当时便追究杨以德的责任，而要在卸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之后才追究？事实上，赵秉钧并不能算“猝死”，由于其常年吸食鸦片，加之公务劳心费神，身体状况早已不佳，前引其幕僚所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1912年夏，报纸就有“秉钧既有烟癖，又患毒症，不能耐劳，所有部中一切日行公事，皆送私宅，由前清因贪革职员外郎丁惟忠一手批办”之说。[139]刺宋案发生以来，赵又绞尽脑汁，疲于应对，健康状况愈加糟糕，曾入法国病院接受治疗。屈永秋的医检报告也表明，其最后一次生病已有一段时间。因此，赵秉钧死亡并不十分出人意料。
朱启钤是赵秉钧内阁交通总长，在赵秉钧死去多年后，章士钊写信询问他是否知道赵秉钧之死内情，朱复函写道：
我闻津门传言，是智庵厨人被买通而下毒，其暴死于本宅厕中，时已午夜。先是洪述祖构成宋案，以勋位许应夔丞，夔丞索酬不遂，咆哮难制，述祖因扼杀之于京奉火车包房以灭口。时南北报纸，纷纷攻诘，都指为智庵主谋。项城与人谈到此事，兼有利用形势，推刃智庵之暗示。而智庵不甘为代罪羊，时出怨言。实亦述祖虽为智庵所养鹰犬，而宋案一切指示，悉出项城，智庵枉尸其名而已。智庵之出为直隶都督也，袁、赵显有违言，方被左迁。加以述祖深结项城以倾主，尤使智庵愤激。北洋为第一强藩，智庵入津，于自为辩护处，更觉放言无忌。先之以袁、赵之互怨，继之以赵、洪之内讧，于是项城认智庵为叛己抗命。述祖亦心怀恐惧，先下手为强，而智庵不免于死矣。或谓买通厨人，即述祖所为，是或可信。[140]
结合前所论述，朱启钤所云“述祖虽为智庵所养鹰犬，而宋案一切指示，悉出项城，智庵枉尸其名而已”，部分符合事实。但他又说袁世凯试图将应夔丞之死嫁祸于赵秉钧，洪述祖亦因赵“不甘为代罪羊，时出怨言”而心怀恐惧，因此由后者买通厨人毒死赵秉钧，却与事实不甚相符。其一，朱启钤所谓赵秉钧死于厨人下毒，是“闻津门传言”，并非他掌握内幕，以下关于赵秉钧之死的分析都是依据这一并不可靠的传言为前提。其二，洪述祖以“勋位”许应夔丞，而能够授予勋位的只有大总统，应夔丞索酬必然会使外间认为袁为刺宋幕后主使，从而使袁难以说清，故只有袁才有杀应动机，而非洪或赵。其三，赵秉钧死前，洪述祖为宋案重大嫌犯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并且洪已经逃匿至青岛德国租界。因为赵秉钧“放言无忌”就“心怀恐惧”而“先下手为强”，根本就无此必要。其四，赵秉钧死时，宋案风潮已经过去，袁在宋案风潮最盛之时曾极力为赵秉钧辩护，此时却要因应夔丞之死嫁祸于赵，既自相矛盾，又无此必要。其五，赵秉钧出任直隶都督，朱启钤解释为“袁、赵显有违言，方被左迁”，与事实亦不尽相符。实际上，刺宋案发生后，赵秉钧为自证清白，曾很多次提出辞去国务总理及内务总长，直到“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才同意，但转而又任命赵担任直隶都督这一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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