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月26日发出“应密径电”后，1月27日，应夔丞又向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一封1月25日晚写就的信件，其中写道：
应〇〇上言：所事已于宁、申查有实在。顷得湘、鄂回电，其中尚别有举动，离奇怪诞，十色五光，妙〔好〕在运用未能一气，措置尚易为力耳。详情另密陈。中山先生同马君武先生游东瀛，足见高人深致。顷读《民立报》所载，适洪老伯来沪，询以究竟，彼亦茫然，幸事实相离。但既有是因，不得不始终慎之。因悉府中每有人员泄露机要，可否要求极峰于见客时，如有机事商量，总宜屏却左右为妥，则捉影捕风，尽可消弭矣。（〇〇代夔丞二字）[48]
此信第一句是指南京、上海欢迎国会团事已经查实。第二句指欢迎国会团在湘、鄂“尚别有举动”，好在各处“运用未能一气，措置尚易为力”。第三句“详情另密陈”，与前引1月26日“应密径电”所谓“洪回面详”相呼应。第四句“中山先生”云云，是对孙中山东游日本的举动表示赞赏。其实，当时还只是有消息说孙中山将访问日本，实际成行是在半个月后，即2月11日，随行人员有马君武、戴季陶等。[49]由于当时传言孙中山与欢迎国会团有密切关系，而事实上孙中山对欢迎国会团的主张并不赞同，[50]因此他离沪赴日在外界看来颇具深意。如《新纪元报》谓：“欢迎国会团一举，因大半尽属某党派人物，于是外间物议，颇有议其党魁孙、黄二人者。孙中山具负高明，不肯为此无谓之举动，而劝止又不可，不劝止又难逃物议，遂乘势驶赴东瀛，以表明心迹。”[51]《大公报》亦谓：“孙中山既表明决无争竞正式总统之心，其对于上海发起之欢迎国会团甚不赞成，已连次电京主张解散。其此次之赴东瀛，即为避嫌疑起见，并闻偕行者有戴天仇、詹大悲两人，为发起欢迎国会最有势力之人，中山力邀出国，即消弭该团势力之意。此外虽尚有盲动之人，即易解散矣。”[52]
第五句“顷读《民立报》所载”云云，是指1月25日《民立报》所登一则专电，内容如下：
闻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见袁总统不悦欢迎国会团，说袁出巨款，交伊赴沪，担任解散该团。昨已请假，不日南行。[53]
《民立报》刊登此电时，洪述祖实际上已经与应夔丞到了上海。应夔丞看到此电后，向“洪老伯”也就是洪述祖“询以究竟”。由于二人正一起调查欢迎国会团真相，应夔丞所询问洪述祖者，必非《民立报》所载洪“担任解散该团”是怎么回事，而是问洪“巨款”究竟是怎么回事，可见应对洪有无从袁世凯那里获得“巨款”十分关心，而洪则因为并未从袁世凯那里获得“巨款”，对《民立报》所言感到“茫然”。“幸事实相离”是指洪携“巨款”非事实，而不是指洪南下图谋解散欢迎国会团非事实。尽管《民立报》所载洪携“巨款”与事实不符，但该报能如此之快地获知洪南下消息及目的，应夔丞认为可能是总统府有人泄露了机密，因此第六、七两句，应夔丞一方面表示办理此事要“始终慎之”，另一方面要赵秉钧提醒袁世凯（也就是所谓“极峰”），在见客商量机密事情时，要注意保密。应夔丞的这一提醒让我们知道，解散欢迎国会团系总统府主动发起，同时也透露出“袁世凯与洪、应曾商量机事，事后恐府中人员泄露，故见《民立报》之专电而惧，告总理使专求总统注意也”。[54]所谓“机事”，即设法解散欢迎国会团。洪述祖见消息走漏，曾于1月29日致函《民立报》请求更正，谓“此次南下，与无锡荣氏结儿女姻亲，并无携袁款解散欢迎国会团事”，[55]然而这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
洪述祖此次南下计一个多星期。1月31日，洪述祖离开上海。行前一天，应夔丞写了一份呈文与大总统，托洪述祖呈递，呈文名曰《制定宪法之必要》，专门阐述制定宪法应赋予大总统“解散议会之权”，呈文末并表示已经采取办法以达到这一目的。[56]2月1日洪述祖到达天津，2月2日返回北京。如果说南下调查欢迎国会团真相还只是洪、应二人阴谋对付国民党人的序幕或铺垫的话，那么，随着洪述祖回到北京，这一阴谋剧正式开始演出，且看洪、应二人，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之遥，是如何合演这一出跌宕起伏的“双簧戏”的。
三 “大题目”下所谓“要紧文章”之内涵
先是2月1日洪述祖到达天津当日，便立刻给应夔丞写了封短信，内容如下：
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阅后付丙。[57]
洪述祖此次南下的主要使命是调查欢迎国会团实情，由于“已得真相”，洪的使命可以说已经完成，但他却觉得还缺点什么。细揣此函语气，洪述祖似乎以为不乘机唆使应夔丞弄出点事情来，就不算完结，其内心之阴险可见一斑。而且洪述祖所欲达到之目的显然不可告人，故他提醒应夔丞“阅后付丙”。紧接着，2月2日洪述祖回到北京后，又给应夔丞发信道：
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吾弟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似亦不宜太迟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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