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须指出的是，应夔丞在受审时将“邓”说成邓良财，似有防止法官将“除邓”与“杀宋”关联之意，因应夔丞口中之邓良财为一武人，而宋教仁为国民党之思想家、活动家，两人差别实在很大，很难让人把二者联系起来。洪述祖则在1918年受审时，一方面将3月6日函说成是已经死去的赵秉钧授意，企图卸责于赵，掩盖其造意杀宋的事实；另一方面又称自己忘了“邓”之名字，回避应夔丞所谓“邓”即被徐州军官“捕杀”之邓良财的说法，以免法官由“除邓”联想到“杀宋”，其做法与应夔丞可谓异曲同工；洪甚至莫名其妙，将“邓”说成一“州官”，故意扰乱法官视线。[150]洪又说：“其‘激烈之举’者，非武力之激烈，亦系用文字鼓吹之激烈。”[151]试图否认“邓”为被杀之武人邓良财，却不料弄巧成拙，暴露出“邓”之激烈乃“用文字鼓吹之激烈”，然则非指《中华民报》邓家彦而谁？这样一来，“除邓”并“登其死耗”于《民强报》，不就是暗示要“杀宋”吗？京师高等审判厅1918年对洪述祖的二审判决，虽然采用了应夔丞的供词而未确认“邓”为邓家彦，但也指出：“‘邓’字既系邓良财，且死于被杀，洪述祖以之引譬‘激烈之举’，其为教唆应夔丞以‘除邓’之法除宋，事实已属明确。”[152]应该说这样解释基本还是正确的，未为洪述祖之诡辩所迷惑。[153]
宋案发展至此，毫无疑问，案情开始发生重大转折，由构陷“孙黄宋”，特别是构陷宋教仁，开始转向对宋“乘机下手”。洪述祖作为杀宋造意人确定无疑，他在3月6日函末要求应夔丞转嘱《民强报》“逐日”寄其一份报纸，意思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要密切关注该报何时会登载宋教仁“死耗”了。宋教仁的命运如何，接下来就将取决于应夔丞如何回应洪述祖3月6日函了。
六 应提低价购买“八厘公债”变相索偿
洪述祖在3月6日函中指示应夔丞可以乘机对宋下手后，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二人有数封函电往还，内容皆系关于低折扣购买公债票之事，案情似乎忽然变得与杀宋毫不相干，实则关系极大。首先是3月10日，应夔丞以“川密”向洪述祖发出如下一道电文：
北京椿树胡同洪荫芝君：川密。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缴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克日成交起息。请呈转，当日复。夔。蒸。[154]
电中所云“八厘公债”，在民国初年中央政府共发行过两种。一种是由南京临时政府发行的“中华民国军需公债”，于1912年1月8日经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由临时大总统批准。正式发行日期为2月2日，发行定额1亿元，年息8厘，“由中央政府财政部发行，分派各省财政司劝募”，“照票面价格，无折无扣”。“此项公债专以充临时军需及保卫治安之用”，“以国家所收钱粮作抵”，“自发行第二年起，每年偿还五分之一，至发行后第六年还清”。[155]另一种名为“中华民国八厘公债票”，实际上是在南北统一后承接原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军需公债”而来，由财政部于1912年11月15日印制告竣，经参议院议决、临时大总统批准，计划于是年12月1日正式发行。发行定额仍为1亿元，年息8厘，主要用以“充临时政府及保卫治安之用”，“由中央财政部发行，各省劝募”，“照面实收，不折不扣”，“以国税作抵”，“自发行第二年起，每年偿还五分之一，至第六年还清”。[156]应夔丞电中所云“八厘公债”，指的就是这种公债。
在洪述祖刚刚于3月6日函中指示应夔丞可以乘机对宋下手，且二人此前并未就购买公债票事有过函电往来的情况下，应夔丞忽然发出“蒸电”，要求以六六二折的低价购买350万“八厘公债”，实际上是顺着洪述祖3月6日函中所谓“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法，手续不甚完好”一语而来的，是向洪述祖提出对宋下手的条件。换言之，就是借政府财政窘困之机，表面上为政府分忧，实则变相取利，以此作为对宋下手的回报。按应夔丞提出的折扣计算，他只要缴231.7万元，就可买到350万元“八厘公债”票，获利118.3万元，这还不包括利息在内。由应夔丞要求洪述祖“呈转”来看，他相信对宋下手是中央意思，故欲借机发财。
洪述祖对应夔丞提出以低价购买公债，似有些出乎预料，也许他意识到了这是应夔丞在提条件，但仍然需要确认。同时，应夔丞欲购“八厘公债”，可能也让他有些不解，因为“八厘公债”当时已经停售，根据《神州日报》所登《国务院日记》，2月4日财政部发函中，就有“八厘公债票早已停售，请转行伊犁冯代表知照”一件。[157]洪述祖应当掌握了这一情况，故他于3月11日回电应夔丞道：
上海文元坊应夔丞：川密。“蒸电”来意不明，请详示再转。荫。真。[158]
应夔丞接电后，于当日拟好如下电文，然后于3月12日发出：
北京洪荫芝：川真悉。要买中央八厘息债票三百五十万，每百净缴六十六万二，沪交款。先电复。十一。[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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