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30日，第1页。
[93]《洪述祖致应夔丞信》（1913年2月1日），见《宋案证据之披露》，《民立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2页。
[94]《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14页。
[95]《铁证·第七件洪犯致应犯函》（1913年2月1日），《中华民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1页。
[96]《铁证·第八件洪犯致应犯函》（1913年2月2日），《中华民报临时增刊》1913年4月27日，第1页。
[97]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第165页。
[98]方祖燊：《三湘渔父——宋教仁传》，第484页。
[99]何泽福：《宋教仁与袁世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第76页。
[100]冷眼先生：《宋案证据姑记录》，《大自由报》1913年5月3日，第10页。
[101]超然百姓姚之鹤：《宋案证据平议》，《时事新报》1913年5月2日，第2张第2页。
[102]《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
[103]此底稿成于1913年4月底，现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原无标题，本书名之为《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据《顺天时报》1913年4月29日第7页“政府拟发表宋案辨明书”一则报道：“宋案发生，证据未布，群疑纷沓。二十五夜，程督雪楼通电国务院、参众两院暨各省都督、省议会，将宋案证据全部宣布，天下耳目，为之震动。昨据总统府消息，谓该案证据概属事实，然亦大有辨明之余地，政府现拟编一篇辨明书，以解群疑，现在府中正在起草，大约本日成印，或明日、后日即可发表，宣布全国云。”北大所藏底稿，应即此处所谓“辨明书”。该底稿还有另外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即《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30日、5月1日连载的“至公”所写《刺宋案证据之研究》，字句与底稿略有出入。第二个版本是现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宋教仁被杀之真相底稿》，成于1914年，是在原《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基础上，于开头和末尾各补充数段议论文字而成。第三个版本是奈良一雄所著『中華民國大事件と袁世凱』（天津、中東石印局、1915）中之“宋教仁暗杀案の真相”一节，是第二个版本的日文本，该书实际上是由袁世凯方面提供资料，并资助印行。
[104]《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1913年4月底），稿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按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对于“激烈文章”的解释与《宋案证据政府逐条辨明书底稿》字句略有不同，但意思完全相同，谓：“方是团之发生，曾以团中名单及宣言书径致国务院。是时政府警其虚声，咸以该团影响统一甚大，听之不可，干涉之又有不能，而应、洪辈乃时以解散之责自任。然以记者所闻，是团之发生，乃正应、洪辈所利用，阳以恫吓政府，而阴则假以讹诈钱财。政府不察，堕其术中，亦已傎矣。观电文中做激烈文章方有价值及密电索一数目等语，即指《欢迎国会团宣言书》及要索之解散费，盖已昭然可睹矣。”见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30日，第1页。
[105]《北方对于宋案之研究》，《时事新报》1913年4月28日，第2张第1页。
[106]《宋案证据披露》，《新纪元报》1913年4月30日，第2页。
[107]《欢迎国会团第一次宣言书并驳书》，1913年油印本，第14页。
[108]《驻守地方检察厅司法警察巡官报告审理情形》（1918年9月7日），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全宗，档号J181-017-01771。
[109]本馆驻京记者禅那：《宋案悬谈》，《时事新报》1913年5月6日，第1张第1页。
[110]捄炎：《宋案勘言》（续），《民立报》1913年5月6日，第2页。按宋著《间岛问题》等情况，于右任亦有一段记述，可为参考，他说：“当间岛问题发生后，交涉者一无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丽，搜求高丽之古迹、遗史，抵辽沈，又得中国及日本之史迹足以为此案之佐证者，复亲历间岛考求其地理、事实，归而著《间岛问题》。书成，日本东京之有名学者，均欲求先生以此书版权归诸日本，先生不允。时袁督北洋，得此书，电召先生归国，先生因在日经营事多，不欲以政治上之一鳞一爪急得表见，故以书付袁，而卒未归。后间岛交涉，因获此书为辅佐，得未失败。袁甚德之，电驻日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骚心述意，东方笔录《宋先生遗事》，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第13—14页）马文义根据向恺然从刘揆一和覃理鸣那里得到的内幕，对此事也有记述，但所述情形大不相同。据马文义所述，《间岛问题》写成后，“宋为穷困所迫，将原稿请由覃理鸣介绍，求售于某学社，未被接受。有翰林某见此稿，颇赏识，愿出百元购之，宋不允，遂搁置”。“是时袁世凯在京，因欲查明延吉一带情况，令驻日公使杨枢物色留日吉林学生二人担任此项工作。适某翰林至，谈及此事，告以曾见有《间岛问题》一书。杨枢遂令从覃处取出原稿，将内容用二千字电报摘要告袁。袁复电极为赞许，并令赠洋千元与著者（款由覃、宋按四六开分了）……袁得书后，欲与日人会商解决此一问题，须得著者出面作证，遂电驻日公使令宋回国。公使馆命覃觅宋，告以此事。宋谓：‘我系通缉有案之人，焉能归国？’公使馆据以告袁，袁复电允请西太后取消通缉，并授四品京堂官职。宋乃就商于孙（中山）黄（克强）及同盟会诸同志，得孙同意。宋方拟成行，忽收到由民报馆转来两信，封面书‘宋京卿启’或‘宋京堂启’，信中大意云：‘你既回国做官，请讲点情面，将来我等回国做革命工作，如被你拿获，请勿用刑讯。’宋阅后痛哭流滴，遂决计不回国。”见马文义《宋教仁与间岛问题》，《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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