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应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时经历上大总统呈文底稿二》（1912年），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22。
[312]《饬探再查私匿军火》，《申报》1906年6月16日，第18页。
[313]《破坏以原就被之定例》，《申报》1909年9月24日，第19页。
[314]《应桂馨又被控告》，《申报》1910年4月23日，第19页。
[315]《陈其美与应桂馨相识之颠末》，《盛京时报》1913年4月8日，第3页。
[316]《暗杀案开审前之种种·应犯之胡言乱道》，《时报》1913年5月27日，第7页。
[317]《宋先生在天之灵·胡翡云之叫苦》，《民立报》1913年3月29日，第11页。
[318]《宋案过去之历史》，《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23日，第2版；本馆驻京记者闻雷：《北方对于宋案之研究》，《时事新报》1913年4月28日，第2张第1版。
[319]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以共进会与刺宋案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第65—75页。
[320]仲材：《刺宋案之六不可解》，《民权报》1913年3月26日，第3版。
[321]就在刺宋前一周，应夔丞通告各处共进会云：“照得共进会之设，原以合三帮之旧团，使镕化于一炉，革除开堂放票之恶习，勉为善良，共趋正路为宗旨。组织之初，即宣布约法，并迭经训示，已不啻三令五申。乃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开堂放票之事，依然层出不穷，聚众敛钱，赌博伙劫，种种不法，皆以时为媒孽。即如九龙山一案，系洪帮之放票，芙蓉山一案，系青帮之开堂，株累及于无辜，扰害洎乎地方，言之真堪痛恨。兹特再行明白布告：本总长以维护治安、尊崇法律为前提，不问帮不帮，只辩匪不匪。如果在会者不知悛改，再有开堂放票、违背法律之行为，一经查实，不待地方官厅闻风捕治，定当据实先行报告，从严惩处，决不姑容，以清匪源而维秩序，庶免毁损会务，盖关于团体之名誉者犹小，关于地方之安宁者实巨也。”（《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通告》（1913年3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4）刺宋前两天，应夔丞又一次向共进会会员发出训词，称：“凡在会员，亟宜痛自湔涤，互相惩劝，恪守会章，各安职业，庶免受人口实，致玷社团。本长办事惟以法律为依归，而又素抱人道主义，故不吝三令五申，谆谆劝告。嗣后倘再有红帮放票、青帮开堂情事，仍延旧习，怙恶不悛者，一经查察，例禁森严，自有司法官厅执法以随其后，决不稍事姑容。”（《特任驻沪巡查长应夔丞劝告共进会总支分部各会员训词》（1913年3月18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1）这些都说明，应夔丞并不想让共进会卷入刺宋案中。而宋案证据宣布后，共进会副会长宋伯飞等曾集合多人，公电政府，称“近因宋案发生，总机关原在应处，致逮捕时将本会图记、名册、证书，被捕抄去”。“今检查证据，确与本会无涉”，请饬江苏都督及上海交涉使，“将无关宋案之一切文件索还，以释群疑”。（《共进会竟敢请还文件》，《亚细亚日报》1913年5月8日，第3页）这也证明，应夔丞杀宋并非共进会组织行为。
[322]应夔丞在预审期间，曾与其律师爱理斯有过如下对话。爱问：“汝与刺死之宋教仁认识否？”应答：“不认识。”爱问：“从未见面否？”应答：“在南京政府时曾见过面，仅颔首而已。”爱问：“其时宋当何职？”应答：“法制局局长。”爱又问：“宋为何党？”应答：“国民党。惟在南京时，我不知其何党。”（《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4页）可见，应夔丞与宋教仁并无个人恩怨，甚至可以说对宋教仁并不十分了解。
[323]《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续），《国民月刊》第1卷第2号，1913年，第4页。
[324]《辛亥上海光复前后——座谈会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12页。
[325]《撤销谍报科通告》，《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390页。
[326]《工商部无汝等位置矣·沪军都督陈批示》，《神州日报》1912年4月28日，第5页。
[327]《刺宋案破获后之各方面·应夔丞之历史》，《民主报》1913年3月29日，第6页。
[328]《宋先生被刺之痛史·凶犯拿获之详情·应夔丞之历史》，《民立报》1913年4月2日，第7页。
[329]《覆应桂馨书》，海阳汪德轩编《程都督书牍》上卷，广益书局，1912，第17页。另，此函原件藏北京市档案馆，“合亟声明”之“亟”写作“即”。函末署“程德全再拜廿一日”，应为1912年6月21日，其时应夔丞正筹备成立共进会。见《江苏都督程德全致应夔丞函》（1912年6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3。
[33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665页。
第五章 袁赵与宋案之不同牵连
由第四章所论可知，宋案实际上是由多个案情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刺宋”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整个案件的最终结局。遗憾的是，历来研究宋案者并不具有这样的观念，而是将“宋案”简单地等同于“刺宋”，忽略了对刺宋以前各环节的研究。这样，袁、赵就在案情未明的情况下，被认定为刺宋主谋。而宋案原始证据告诉我们，袁、赵虽然与宋案一些环节确有程度不同的牵连，却与刺宋环节没有直接关系。当时政情也表明，袁根本无须杀宋，至于赵为了“长保”总理权位杀宋，更是毫无根据的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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