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拿口蹄疫来讲，这种疾病早就存在了近千年，但是导致该疾病的口蹄疫病毒却一直比较稳定，除了血清型较多之外，很少出现变异。而此时中国口蹄疫的血清型局限于一两种，我要使用的损招就在口蹄疫这样的具有种属特异性的疾病上。
事实上早在朝鲜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些病原体的收集了，尤其是在得到辽东以后，随着辽东蒙古诸部的联盟让我能更容易的获得病原体，此时我已经分别获得了口蹄疫和马腺疫两种病毒菌样本，我躲在研究所里正是在指挥科研人员加紧对这两种病的疫苗进行研制。
随着牛痘和霍乱疫苗的研制成功和广泛使用，积累了一大批具有生产经验的科研人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人对现代免疫学的理论并不熟悉，尽管在教学和实践过程中我向他们传授了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可是还没有成体系。但这些人在应用上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例如病毒的传代增值，疫苗灭活等等，这些都不用我再亲力亲为了，可是一旦涉及试验和技术路线的设计这些人就都派不上用场了，还得我亲自操刀。这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可以说我是从一穷二白起家的，所有的试验器具都是由我一个人设计的，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空白，所有的试验方法也都是由我建立的，我不得不负责对分离的病毒进行回归试验来鉴定（重新注射入动物体内观察临床症状以此判断其到底是什么病，尽管这种方法简陋但是却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因为在古代我无法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任何知识去准确判断这些病原体）。同时我还要找到这个时代最适合病毒繁殖和培养的方法，很多在现代看起来很简单的办法在古代这种简陋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实施。
好在这些难关我一个又一个的闯过去了，最终完成了这两种烈性传染病的疫苗研制工作，疫苗完成研制还不算，还得做安全试验，据现代的科学家研究，口蹄疫病毒可以顺风传播几百里甚至是数千里，其毒力仍不减弱，而马腺疫病菌也是通过飞沫传染的，这也是我选择这两种病毒作为攻击病毒的原因，毒力强，传播广泛而迅速。可是在攻击敌人之前首先保证的是自己不中招，安全和有效的疫苗至关重要，所以安全试验称为一个必需的环节。
终于在接近三月的时候第一批安全的疫苗运往辽东，整个辽东的所有大牲畜都被强制接种疫苗，在这一点上百姓们倒是很配合，毕竟是免费的，而且牛痘的发明使得婴儿的死亡率降低到最低点，这使得百姓对我生产出的这种灵药信心百倍。
由于马腺疫和口蹄疫的种属特异性使得病毒攻击具有针对性，而朝鲜和辽东的战马以及牛羊都已经经过特殊免疫，是以对我进行病毒攻击的两种病毒具有抵抗力。这是最基本要做的，在病毒攻击之前我还命令辽东蒙古诸部的牛羊向东迁移数百里，将放牧区规定在辽河以西，并且禁制和蒙古进行任何牛马交易，坚持自己繁殖自己饲养的原则以此来减少受感染的可能性。
阳春三月，正是万象更新的时候，由于气温转暖已经适宜病毒的繁殖和传播，为了配合这次病毒攻击，联军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诱导清军将主力入关，在这一个冬天里，在敌后游击的小分队先是加大活动力度，对清军占领的堡垒和要塞进行不间断攻击骚扰，迫使皇太极将更多的兵力投放在关内，而随同清军入关的自然还有大量的牲口。随着清军的大量入关，我军开始逐渐减少活动的频率，造成一种我们迫于压力正在收缩兵力错觉，以使得皇太极希继续增兵保持这种优势，不断向我军进行压迫，在先后失掉两个山东外围的据点后，病毒攻击正式开始。
公元1633年春4月这将是一个被世人牢记的日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生物攻击就此拉开序幕，不同于一般的生物武器，这次攻击选择的是女真和蒙古人赖以生存的牛羊猪马，而不是人，毕竟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同时我也没有针对特定人群进行攻击的病毒。
首先发病的是山西的牲畜，随着春季的到来，运送到山西供给清军的牛羊以及山西本地的牲畜率先出现体温升高，精神萎靡，闭口流涎等症状，随后这些牲畜的唇内面、齿龈、舌面和颊粘膜发生水泡，不久水泡破溃，形成边缘不整的红色烂斑。与此同时趾间及蹄冠相继发生水泡、烂斑，病畜跛行，而初生的犊牛死亡率已经上升到30%以上，有经验的牧民知道这是瘟疫来了，可是面对病毒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看着一头又一头的牛死亡。
伴随口蹄疫发生的还有马腺疫，最明显的特征是马颌下淋巴结出现急性肿胀，有的足有拳头那么大，溃破后还留出腥臊恶臭的浓液，假如将病死的战马解剖会发现身体内的多个组织都发生了溃烂，这主要是由马腺疫链球菌而引起的，几乎凡是被感染的战马都无法进行任何常规的训练，就更不用说作战了。
紧随山西之后的是河北以及陕西，陕西纯粹是被殃及池鱼，没有办法病毒一旦传播开就不再受我控制了，这场病毒攻击在北方足足的延续了长达半年之久，而南方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那里毕竟牲畜的数量不多，更何况还有长江阻隔。到了后来百姓也学精了，禁止任何从疫区进入的动物乃至是人，一时间全国的肉类价格迅速上扬，能吃的只剩下鱼类和禽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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