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是三等残废，身子骨不行了；再说文化程度也不高，将来实行军衔制，很难再当军官了。还不如早点回去好。”
周天虹一听就急了，立刻插进去说：
“把你这样的人都复员了，将来部队还打仗不打了？”
孟小文接着说：“我也给教导员提了，我说教导员，现在说是要和平了，究竟靠不靠得住还很难说。蒋介石一心想消灭我们，他是不会真心同我们和平的。一旦打起来，我总是还能带着战士冲上去。你还是把我留下吧！你猜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说，小文同志呀，你的思想不行了，已经跟不上形势了！现在美国、苏联都不愿意打，就是蒋介石想打也不行，和平是肯定地到来了。他还当着全营的同志说：现在有一些同志，思想跟不上形势，到现在还不相信和平会到来。我给你们说，和平是肯定地到来了；假若实现不了和平，将来你们到我家吃饭去！我管饭！……”
周天虹听到这里，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就说：“这人怎么这么大的口气！那你们就同他签订个协定，如果打起来就到他家里去吃饭！”
停了停，周天虹口气变得严肃起来：
“依我看，当前的和平局面能不能保持下去，还真难说。东北现在就打得很凶，并没有停。美国人究竟打的什么算盘我们也看不透。不过毛主席说过，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还说过，敌人善于玩两手的把戏，战争的一手与和平的一手，我们不能过于天真。……”
孟小文听到这里，脸上渐渐出现了笑意。两个机灵的眼珠一骨碌，就说：
“政委，那末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可以不走了呢？”
“当然，我认为你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离开部队的。”
“可是教导员让我明天就要卷铺盖呀！”
周天虹笑了一笑，说：
“小文，不要紧，我来给你写个条子。”
说过，周天虹立刻写了一个条子，递给孟小文。孟小文接过一看，就不由得像孩子一样地笑了。那条子上写道：
张教导员：
我认为，孟小文这样的战斗骨干不宜离开部队。请立即恢复其原职。
周天虹 1946年3月30日
孟小文立刻将条子装起来，恭恭敬敬地打了一个敬礼，一跳一蹦地离开了。
一○四 何时是佳期
四月，早晚还有些寒意，但桑乾河两岸的沙果树和八达岭上的野花都已悄然开放。
周天虹他们驻守的康庄，既是一个车站，又是一个颇大的市镇。街上店铺不少，还有一个小小的戏院，经常演些山西梆子与杂技之类，还算热闹。团部就驻在镇子边沿的一带民房里。除了晚上有几盏电灯，伙食略有改善，其余与过去几乎无甚差别。不同的是张家口的日军仓库储存了很多白糖，给部队发下不少；这样，凡是客人到来，都给泡糖水喝。另外，这一带盛产葵花子，几分钱就能买上一大包，可供几个人聊上大半天的。人们称之为“穷吹”。相形之下，与国民党的官僚们在抢占的大城市里，大闹“五子登科”，弄得天怒人怨，当然天上地下，无法相比了。
但是不管人们对现实是否满意，毕竟有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在这段时间里，团级干部们结婚的不少。因为这时条件放宽了，规定了二十五岁的团级干部并有八年军龄的，可以结婚，时人称之为二五八团。结婚的对象，多半是从冀中老根据地来的那些老相识或恋人。婚事极其简朴，公家给做一两床新被子，举行一个雅俗共赏、雅谑混合的仪式，两个新人同时啃一啃一只吊在空中的苹果，就可以成其好事了。尽管周天虹心里也痒痒的，但高红不在身边又如之奈何。
这天，周天虹到驻西拨子的前哨连检查工作。看到我方的哨兵与国民党驻青龙桥的哨兵站了个面对面，彼此间仅有几步远近。我方的哨兵神情庄重严肃，全神贯注，武器技戴整齐，颇有军人仪表。而对方的哨兵，则显得军容不整，精神萎靡不振，吊儿郎当。周天虹感到暗暗满意。
下午回到康庄，还没有进屋，就见团长徐偏笑嘻嘻地迎上来，说：
“老周，请客吧，好事来了！”
“什么好事？”周天虹随口问。
徐偏向旁边的警卫员挤眉弄眼地笑了一下，然后冲着周天虹说：
“你还不知道哇，咱康庄来了一个名角，要演一出《千里寻夫》！”
“什么《千里寻夫》？”周天虹说，“是讲的孟姜女吧？”
“不不，不是孟姜女，是新排的，比孟姜女可高明多了！”
旁边的警卫员不说话，只是抿着嘴笑。
周天虹正在愕然，只听上房的门儿吱扭一响，走出一个身材苗条，穿着银灰色列宁装的女同志。周天虹一看，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儿——高红，脸上不由自主地堆下笑来。这种笑只能是从心底自自然然地流出来的。
“老周，你说，这是不是一场《千里寻夫》呀？”徐偏一句话，引得大家哄然大笑，连高红也像八月的石榴裂开了嘴儿。
周天虹再一次打量高红，她已经不是刚出监狱时那种面容枯槁可怜巴巴的样子了。经过大半年的休养，似已重新恢复了青春的生机，她的两只猫眼依然那样明亮，脸颊依然那样绯红，那样容光照人。只是那种天真活泼的稚气，已为一种久经锻炼的沉稳的风度所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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