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虹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望望丢在旁边的旧棉袍、破鞋烂袜，除挑出一两件还能穿的，剩下的抱起来就往外走。
“你要干什么？”队长问。
“我把它扔了去！”
“唔，不要！不要！我们讲的是艰苦奋斗，旧衣服还可以打草鞋呢！”
说着，他吩咐旁边的小鬼：
“打草鞋，你们都是老把式了，你们来教教他！”
队长说过，又出去忙别的去了。这时小鬼把他那实在不能穿的衣服挑出来，都撕成一指宽的长条条，然后找了条绳子，比了比他的脚掌，挽成脚掌形，随后就拴在凳子腿上，异常熟练地编织起来。
“这一条一条，要挨得很紧才行呢！”小鬼教导说。
他点点头，像小学生一般地在旁边看。一边同小鬼攀谈：
“咱们队长是长征干部吗？”
“当然是。长征时他就是团长了。”
“团长？”
“你没看见他戴的五星奖章吗？那是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才能戴的。”
“啊！副队长呢？”
“副队长是营级干部，自然也经过长征。”
“同志，你呢，你在家干什么？”
“放牛。”
“你也经过长征吗？”
“自然。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我全过了，差点儿死在草地上……”
“你今年多大了？”
“十六岁。”
“哎哟，你比我还小一岁呢！已经是老革命了。”
“可是，你是洋包子，我是土包子。我家里穷，没有念过书……”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刚。”
一双草鞋，在小鬼的帮助下晚饭前就完成了。天虹试了试非常合脚。他握着小鬼的手说：
“陈刚同志，你是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师傅！”
一七 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第二天，天虹就被编到第二班里去了。
从此以后，他开始了一种新鲜而紧张的士兵生活。他必须着装整整齐齐而毫不马虎；他必须走路抬起头来且挺胸阔步；他必须一听哨音就飞步集合而毫不拖延；他必须见了首长行标准的敬礼以示尊敬；他必须在叫到自己的名字时大声喊“到”且嗓音洪亮。总之，从早到晚，都像在唱一首快节奏的进行曲，连在厕所里大便都不敢怠慢。
也正是从这时起，天虹才接触到一个大时代色彩斑斓的生活。这个班一共有十个人。班长张行，个子奇高而脑袋略小，尖尖脸，戴一副近视眼镜，活像一只长颈子的鹳鸟。据说大学毕业后，他在社会上已经做过一些工作。从行动看，他处处以身作则，很像是一个党员。副班长张达，人高而瘦，身体衰弱不堪，两条腿细得像麻秆，还带着沉重镣铐留下的伤痕。据说他是一个被监禁了十年的共产党员，因国共合作才释放出来。虽然紧张的军事生活使他十分吃力，但他的精神却十分活跃，常常像老大哥给大家解释一些问题。第三位姓高，是北大的学生，也戴着近视眼镜，常常面带微笑，讨论会上雄姿英发，一张口就滔滔不绝，被称为“高老夫子”。可是他的着装最成问题，怎样整饬也还是像个包不拢的粽子。第四位姓胡，圆圆脸，身材矮胖，是法国的化学博士，他是特意从巴黎回国参加抗战的。他常常提周恩来，说周亲笔写信介绍他来到抗大。他自然是全大队的著名人物。上课时，政治经济学教授常常当众考他：“胡博士，你来谈谈剩余价值的问题。”他不得不站起来红着脸说：“我是搞科学技术的，这个我弄不明白。”引得大家哄然大笑。胡博士手里大概有几个钱，人们就常常撺掇他：“胡博士，请客！”胡博士并不小气，常请人在合作社里吃上一顿。可是有一条，他必须在菜盘上用筷子划出一条楚河汉界，互不侵犯。第五位姓陈名尔东，是山西太原师范的学生，他面颊红润，热情奔放，善写歌词、作曲也不外行，被选为本队的文化娱乐委员。他写的《黎明曲》正在整个抗大传唱；每当他指挥全队唱歌时，臂膀上下飞舞，异常有力，几乎被称为“音乐家”了。还有第六位是一个从唐山来的工人，不久前被前方部队送来深造。他体魄强壮，朴实聪颖，虽然文化程度较低，但在前线已参加过几次战斗，是全班惟一经过战斗洗礼的学员。第七个名叫巴斯克，是一位来自马来亚的华侨，他那一口广东话班里人谁也不懂，却常常爱举手抢着发言，他一张嘴，大家都瞠目结舌。
以上这些人，都比天虹的年龄大。和他年纪相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高凤岗，刚刚二十岁，生得精明伶俐，高高的鼻梁两边，长着一双鹰眼。据说他上过半年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已经受过相当的军事训练，因此在军容风纪、制式教练或野外勤务，都被树为全队样板，堪称标准军人。另一个名叫晨曦，和天虹同年，过了年也才十八岁。他和高凤岗相反，人生得文弱腼腆，戴着一副近视镜，一说话就脸红，像个大姑娘似的。军风纪也不像个样子。他爱闷着头看小说，爱沉思默想，有时还偷偷地在小本上写诗。后来被大家发现，就戏称他为“小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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