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伯对待他们兄妹，确实用了疼儿疼女的心肠，但他们之间还是经常吵嘴。争吵的对手主要是他和燕来，小燕处在帮腔的地位。小燕的立场没准，有时站在哥哥一边，有时帮助周伯伯，有时两边解劝。吵嘴不是为了吃饭花钱的生活问题，在这方面他们互通有无，不分彼此，过的象一家人一样。他们的矛盾主要是思想不一致：平日里，燕来在外面听到看到不平的事，回到家来又骂又叫。老人怕他惹是非，就想用长辈的口气教训他。越教训，对方越不服，结果把外边不平的事，转变成他们之间的顶嘴材料。比如老人劝他：“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捅马蜂窝，还不是自找挨螫。”燕来说：“我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老人说：“拉谁的马？再胡说，我连三轮都不叫你拉。”“不拉三轮更好，我到大街上截鬼子的汽车。”这样越闹越凶，有时闹的双方连话都不说。今天周伯伯又发火了，由于杨晓冬在场，韩燕来没有哼声，把涌到嗓门的“对嘴”话，用唾沫强压下去。杨晓冬新来乍到，不好评论谁是谁非，便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举起竹筷，笑着说：“饺子快凉了，大家都吃。”趁老人去揪大蒜的空儿，小燕附在杨晓冬的耳根前，小声吐吐了两句，杨晓冬会意了，老人回来入座的时候，便频频朝他敬酒。果然小燕那句“一杯话多，三杯乜眼”的话证实了，半茶缸酒没喝完，老人双眼发粘，呼吸气粗，勉强咽了几个水饺，显出颓然欲倒的姿势。小燕一边向杨晓冬-眼，一边搀起老人说：“回你屋休息会吧，我扶着你。”而后，她匆匆吃了一碗豆面饺子；提篮子到门外去做小营生。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天越阴越沉，屋子暗的象黑天一样，炉火映在屋顶，一片通红。这些，对于进行内线工作的人说来，是最好的谈心时刻。
杨晓冬滔滔地讲完他要讲的一片道理。
韩燕来沉默着，炉火映着他风尘仆仆但又年轻发红的脸；身子不动象泥胎，面孔不动象石板，两只冒着火焰的眼睛，象跟谁发脾气般的死盯住墙角。当听到杨晓冬说：“我进城来，特为找你。你不比别人，不能这样糊糊涂涂地呆下去。”他骤然立起，扭转头，劈手从桌上抄起那半碗酒，长出一口气，带着恨病吃药的神情，一口吞下去：
“杨叔叔，你对我的看法不对！我不是糊涂混日子的人。难道我从几千里外讨饭跑回来，还不为的出口舒坦气？可是，周伯伯掐我的头皮，小燕拉我的后腿，我能怎么办呢？我好比隔着玻璃向外飞的虫鸟儿，眼看到外面明朗的天，头碰的生疼也出不去，一来二去，变成断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挨地……”
韩燕来在发电厂学徒的时候，每逢下班就到河坡溜湾，有意无意之间，认识了一位撑船的水手。日久天长，知道这个水手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经过几次谈话，这位同志答应介绍他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在这些日子里，他显得活跃了，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到这个日子到来。有一天，接到水手的通知，在后天上午十点钟，到南河坡码头集合，跟伙伴坐船到解放区去。这天夜里，韩燕来高兴的闭不上眼，天刚铺亮，换上身干净衣服，跑到城外码头，左等右等，等到中午也不见人来。正苦恼时，听见人们吵嚷说，日本人要枪毙共产党，刑车开过南关大桥啦。他急忙赶到跟前，一眼看到，被绑的正是这位水手。水手在人群里高声呼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每一喊叫，他心里一阵激昂，一阵凄酸，但他对他是爱莫能助，终于眼看着敌人夺去水手同志的生命。从此，他与组织失掉了联系。但他知道，抬头望见的西山，离城不到四十里路，只要靠近山边，就是另一个天下。他下决心试着到西山去，但几次都失败了。有一天下午，他混出封锁沟，正赶上敌人出发回来，他不得不绕开敌人，奔小路走，走来走去，走到民兵封锁的路口。民兵误认为他是探路的汉奸，连话也没问，一阵排子枪，险些送了命。他失望地回来了，从此，他的脾气更加古怪，平常很少说话，对外跟谁也不联系，就连同院的苗先生家他也很少去。跟周伯伯说话，不投机，就抬杠；对小燕也短不了抢白。后来变的肚里有话也不对人讲，苦闷来了就喝点酒。总之，他很苦闷，觉得没人了解他。方才他说的风筝断线、头撞玻璃就是这段生活的写照。
听了韩燕来的遭遇，杨晓冬上前握住他的手，用无比亲切无比信赖的音调说：“燕来，我问你，你还愿意走你父亲走的那条路？”
“杨叔叔！还问什么呢，除非我死了，不！死了也要走父亲走过的道路。”
“那好，从今天起，你的风筝已经接了线，你不是囚笼里碰玻璃的虫岛，你是太阳光下自由的飞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光荣战士。”
“这是真的？”瞧见杨晓冬点头，他兴致勃勃地迈着大步朝外走。
“你到哪里去？”
“我到北屋看看苗家的月份牌，我永远记住这一天。”
“月份牌无须看，今天是一月廿五号啦。房东屋里有表的话，倒是请你看看几点吧！”韩燕来摸不清杨晓冬的意思，但他照办了。
“十一点啦！”韩燕来从苗家看表回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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