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学习写作如上人物，更加感到毛泽东同志讲的“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这些话，完全是真理。
韩燕来、小燕、周伯伯，是内线工作时相处过的战友，梁队长和膘子等是当时在外线并肩作战的同志。其中有真人真事，有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的虚构，更多的是把几个人几件事合拢概括在一起的。对这些人我是抱着同感情共命运的态度动笔的。
对于关敬陶夫妇，也寄予了同情，这一点，读者从他们夫妇一出场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认为关敬陶在起义时自愿性少了，也有的认为在起义时对关敬陶强迫的外力不够。我认为关敬陶的起义，是在自愿与强迫相结合的情势下产生的。
在敌人方面，写了吴赞东、高大成等几个不同的类型。原打算把吴赞东作为斗争的主要对立面，写来写去把这个伪省长给中断了，安插上一个范大昌把他代替了。这是因为我写作之前，没有比较完整的写作提纲，脑子里闪耀了一些人，回忆和想象了几件事，就率尔操觚地匆忙动笔了。结果有人被“大材小用”了，有些重要事又遗漏了，等到一锅粥熬熟的时候，虽不适口也不好再加水米。看来要写长篇作品，不能过于草率，应有成熟的创作准备，充分的想象构思，最好有详细的写作提纲，起码也要有个通观全局的故事梗概。
如果说伪军司令高大成写的比较活跃一点，这不单是由于北京解放前后我同原国民党高级军官有过不少接触，还得感谢抗日战争时期在伪军内部作秘密工作的同志们。有关高大成的一些生动事迹，多是他们谈完工作之余摆龙门阵摆出来的。我感到写反面人物绝不能偷工减料，也必须用力刻划，写反面人物不仅是为了陪衬对比与烘托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本身也有存在的必要。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国外的帝国主义在疯狂备战的同时，不断勾结反动势力，偷伸特务黑手。写出活生生的反面人物来，可以作为反面教员，提高大家的警惕。另一方面，在中国人民满腔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让青年人回顾一下历史，知道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扫除了多少个什么样的历史垃圾，从而使青年同志们怀念过去的艰苦斗争，更加信赖与热爱我们的党，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因而发挥更大的干劲，用更高的速度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本小说写的是历史题材，写历史题材（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近四十年这一阶段的革命历史题材）同写现代题材一样，就要写出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就得写出阶级斗争和阶级的命运。写历史题材要合乎历史的真实性，违反历史真实或任意更动历史都是不能允许的。更重要的，我认为写历史题材的时候，眼光要看准今天，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选择对今天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要使作品里洋溢着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感情。所谓时代精神与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感情，用当前常用的话来解释，就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导下出现的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是把方便给人、把困难归己，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优秀品质，就是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出来的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里，如果闪耀不出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芒来，作品的思想性必然大受影响。可惜，《野火春风斗古城》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不够。
这次修改中，正面添补了一些情节，充实了一些描写，使地下斗争力量有了复线，避免了孤军作战；修订了某些不妥善的爱情纠葛，改变了某些偶然与巧合的情节。修改后的面貌如果说比原本有了进展，得感激帮助与关心我的同志，是他们不厌其烦地从多方面发表评论文章，组织座谈，写信鼓励批评，从巨至细，提供了很多宝贵又中肯的意见。借着修改本出版的机会，我向这些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一想到感谢同志，就必须首先感谢我们亲爱的党。写这本小说完全是党的培养和党的百花齐放政策的感召。书中的内容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事业，今天得到大家的帮助，更是由于在党领导下的社会才能够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切革命的文艺作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一切。
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作一名普通的工农兵，当一名普通劳动者，是多么光荣多么值得骄傲啊！在共产党领导下，做任何工作，都应该心情舒畅、笑逐颜开，都有光明辽阔的前途。我个人多年受到党的严父般的教导、慈母一样的爱护，整个身心都蒙受着党的恩泽，沐浴着党的雨露阳光。在这大变革的时代，要下决心争取写出较好的作品来，报答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关怀。
李英儒
一九六○年五月九日
第一章
一
深夜时分，在一条羊肠小路上，老梁领着杨晓冬政委在快步走着。老梁穿一身青色粗布棉衣，腰间系着红色牛皮带，上面斜插着金鸡圆眼大机头的盒子，棉衣瘦得裹身，两个袖口挽的挺紧，加上他那矫健而轻快的步伐，使人感到他是个手脚利索头脑灵活的人，打起仗来准是把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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