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冬闻到苗先生的酒味，好言宽慰他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好容易盼到过年这个机会，他们还不捞大伙一下。”
“真要一年一次，那得谢天谢地啦！”苗先生激动地伸出五指：“咱们单算一年之内给省长送多少次吧，端午、中秋、新年、春节，节节不空；他出聘四姑娘，三儿子结婚，加上他六十大寿，是三次；三姨太太生孩子：庆出生、过满月、贺百天，又是三次。我们科里有人诅咒说：该嫁的叉开腿给了人家啦，该生的叫老娘婆给拉出来啦，看他省长还有什么说词？嘿嘻！谁料想到——神仙也料想不到呵：上两月省长搬家，人家说这叫乔迁之喜，需要大伙‘温锅’，又得送礼。总而言之，他们一年光有喜事，喜来喜去，象血吸虫一样，把小职员的骨头都熬干巴了。”
苗太太送来油黄煎饼的时候，苗先生才被迫结束了冗长的谈话。小燕进来朝杨晓冬使了个眼色，杨晓冬乘这个空子才告辞出来。
三
西屋里，银环正脱那件戴着检疫袖章的白外衣，韩燕来提进那只标有红十字的沉甸甸的箱子，杨晓冬知道一切需要的东西都搞到手了。大家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准备立刻开始工作。先派周伯伯到北屋伴陪苗先生下棋，小燕拿两束芝麻秸作幌子到门口外面站岗，燕来检查外面送来的宣传品，杨晓冬帮助银环裁纸，安装蜡纸油印机。
虽然早已打过春，天气仍然很短，不知不觉已是下午五点钟。西屋的光线阴暗了，不开灯不好刻字，开灯又容易暴露目标，银环放下铁笔，才要休息一下，见小燕疾步进来。这一整天小燕见谁都有遮掩不住的笑容，现在她惊慌了：
“杨叔叔，查户口的正冲着咱家走来啦！”
“有没有日本人跟着？”
“我没看准，反正有带枪的。”
小燕和杨晓冬问话答话的工夫，早忙坏了韩燕来和银环。他们慌手忙脚地把东西收拾在一起，仓促装在箱子里。箱子过大，放在哪里都碍眼。韩燕来比平日显得格外紧张，他向银环说：“东西没处藏，外人在这儿也不方便，你快上车，我送你离开。”边说边提着箱子朝外走，杨晓冬说：“别着慌，箱子并不要紧，先把油印机和宣传品包起来。”韩燕来从新用布袋装好油印机和宣传品，把它们提到院外放在三轮车座的柜子里。小燕又跑出去为他们探信，刚到门口被谁喝斥了一声，她只好提心吊胆地退回来。
韩燕来发现闯进院来的是伪保长和一帮伪警察。他拿起块破布装作擦车，慢慢把车推向南墙角，自己觉着没啥可说的，便朝北屋喊：“查户口的来啦！”北屋苗先生虽然听见，并不在意，当周伯伯推乱棋子，他才勉强走出北屋，嘴里嘟嘟念念：“过个穷年，大伙都不得安定。”周伯伯的心情可够紧张的。他扶着拐杖紧跟在苗先生身后，不住瞅韩燕来，希望从他眼里得到点什么，偏是燕来又不瞅他。猛然扭头朝西屋里一瞧，看见杨晓冬早已挺站门外，周伯伯心里骤然发抖，险些掉落手里的拐杖。
伪保长抢前一步，向苗先生打过招呼，转身对一位警官模样的人介绍：“这就是户主苗先生，在省公署恭禧——一等科员，代理股长职务。同院的都跟苗先生至厚，多年的老住户啦。”人们听出保长的话是好话，心里稍微踏实些。“不对！”镶着满口假牙的户籍警翻着蓝皮户籍册，“哪能都算老住户，不是有位新迁来姓杨的吗？”
户籍警这句话，真叫银环、燕来他们胆战心惊，是不是他们专为杨晓冬来的呢？杨晓冬对这句话也没底，思忖着要不要自己答言。这时候，苗先生先开腔了：“不错！杨先生是新迁来的。但他不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是从北京转勤来的公教人员，而且跟我是老朋友……”
“他没有北京的迁移证，还是单身汉。”户籍警的发言，一面是抗拒苗先生的话，一面是向警官说明情况寻找挑刺的理由。为了表示理由充足，说话时他从耳轮上抽出那支削尖的铅笔，用笔杆敲打着户口簿上杨晓冬的名字。同来的警察们用审查的眼光盯着杨晓冬，有的背着枪到东屋和西南小间侦察了一番，许是西屋北屋门口都站着人，他们没有进去。
伪警官从保长介绍情况时，即保持了主动和慎重，眨着将信将疑的眼睛，盯着户主和房客，耐心地等待情况的发展，尽量让杨晓冬和他的保护者发言，一俟有什么破绽，他好乘机而入。
杨晓冬在疑问眼光逼视和两屋搜索的威胁下，保持了异常的平静；查户口这件事似乎对他是家常便饭，他的态度一时变的很斯文，脸色矜持地微笑着，象是准备在必要时候再说什么，又象是什么也用不着说。他的表情更引起苗先生的钦佩和同情，户籍警的态度挑起苗先生的午间余恨。他为杨晓冬辩论了几句之后，便决绝地说：
“北京的迁移证是肯定丢啦，你们看着办，死物丢啦有活人在，你要人，”他面孔严肃地盯着户籍警，“我去警察局；要手续，我给机关打电话，给你们出证明。”
户籍警一点也不示弱，他呲着满嘴假牙说：“苗先生你这话欠考虑，手续是要这位杨先生本人的合法证明，既不要旁人代开，也无需你打电话，再说刻下是大年三十，各机关都停止办公啦，你上哪儿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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