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缘由难道不是摆明了的？就是朱慈烺逼迫官绅太紧逼反的啊！
但是……
事情却有不能这么直接回复。
一番闹哄哄的议论，朱慈烺拍了拍手，说午饭到了。
众人稍稍松了一口气，各自商议完毕回来后，继续磕着这个话题。
这一回保守派们显然有了主意。
张忻道：“此番兵乱，据查乃是税关在天津左卫南运河村丈量田亩时胡作非为，收受贿赂后伙同当地恶霸侵吞军户民田。又有当地胥吏曲解圣意，以为敛财之机，在县官推进田赋改革的行动之中抢夺军户之粮交纳田赋，以至于逼迫军户无过冬之积，终于引发兵乱。天津少兵，刑部少丁，难以弹压，至此酿就大祸……”
傅淑训嘴皮子一抽。心道，这不是指桑骂槐么？
虽然都说是什么当地胥吏曲解圣意借机敛财，但实际上是在指责县官给了这些胥吏可乘之机。
毕竟，朱慈烺推进政令十分严厉。县官总有几个想要政绩的，上头催逼，下头自然是肆无忌惮。
这年头地方治理水平低下，所谓税收很多时候都是包给当地的粮长。胥吏下去收税，便是威逼利诱，田赋虽然是针对官绅的。但官绅自然不会束手就擒，而是会如宛平里的大户们一样，将税负转移到贫民百姓上。
只不过，天津左卫虽然现在已然像是寻常乡村。但逼急了，这些人还是可以拿得起刀枪的。更何况，里头显然有卫所高级军官推波助澜。
“不管如何，天津兵乱的事情必须处置下去！”高名衡沉声道：“既然是兵乱，那就事涉国家安危。必须出兵弹压了！”
“若是弹压，则必须先将那些贪赃枉法之辈先行处置！”史可法抗声道。他是廉政大臣，官吏贪赃枉法自然无法容忍。
“这个时候，还是先平乱要紧罢？”高名衡知道史可法在说什么，肃清吏治固然重要，但这个关头哪里还是什么肃清吏治的时候？
而且，这个关头肃清吏治，查问那些在执行新政过程中官员行为是否合法，那不是在挖新政的根基么？没了执行者，新政便是空中楼阁，政令不出紫禁城。到时候，说不定连这一回发发兵要准备的后勤事宜都难以筹措。
人心乱了，还怎么带兵？
史可法昂然道：“老臣看来，吏治才是根本！如不能整肃人心，这一回能有天津卫兵变。下一回，谁又能保证再来一个李自成？”
“来一个杀一个！敢乱国法，不管是什么理由，都以大明律处置！”杨文岳冷哼一声：“这是国家纲纪。不管是什么理由，都有法度为准绳。任何理由都不是造反的借口！”
“那好哇！”黄道周轻笑一声，道：“那丁卯年时苏州五义又该有个什么罪名？”
朱慈烺目光一凝。
这时，还真是不远！而且，亦是一件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不清楚，那《五人墓碑记》提出来就能想到。
这是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的时候。
魏忠贤留给后世的名头十分败坏，阉党网罗党羽，排斥异己，杀戮大臣，欺压人民，暴虐无道，阉党之捕遍于天下。这是留给后世大部分的印象。
六君子时间后，杨涟、左光斗、魏大昌等相继被杀。士林十分愤慨。
天启六年时，魏忠贤又派爪牙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随后，官府大范围搜捕暴动市民，市民首领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
黄道周所言的丁卯年苏州五义士说的就是颜佩韦这五名抗击阉党的的义士。
此刻提出来这几点，当然不止是为了要吊打魏忠贤这阉党。而是针对另一件触动利益的事情。
当时的魏忠贤针对东林，自然不是处于气节上的亏欠或者看你不爽，而是彻底的利益之争。权柄的争夺是其一，经济利益的根本敌对是其二。
魏忠贤当政年间就已经爆发了辽东战事，伴随着战事爆发的是激增的军费。而朝廷的税收在天启年间自然是没有多大气色，根本应付不来庞大的军费。
为了解决军费问题，魏忠贤便将手伸向了江南。
在魏忠贤当政其间，税监四出，矿山关卡，富庶州县，纷纷出现阉党爪牙。这些人便是魏忠贤的急先锋，打着收税的名头行抢掠之事。自然，被征收税赋的首当其冲的就是东林党代表的江南士绅了。
这时候，朱慈烺亦是打着增税的名头将手伸向官绅，自然是比起阉党一样罪恶。
哪怕朱慈烺的手段再是温和，决不搞阉党那种赤裸抢劫的模式，而是用近现代治理方式收税，在官绅眼里，那也与阉党一样——都是来收税抢钱的。
手段再温和的收税，不一样是为了掏官绅的钱袋子？
根本利益上有了冲突，其余细节也就不重要了。
自然，黄道周将苏州五义的事情点出来，便是在十分隐晦而坚决地说：不解决田赋改革的问题，兵乱是一个引子，就算没有人造反，苏州这种抗税斗争也绝不会停！
“是啊是啊……治国要治本，根本问题解决不了，病症就会频发。”朱慈烺很是感慨。他当然迅速明白了五人墓碑记这事前后的因果。
国家的治理真是万分复杂的事情。
外人看只看到了五个义士反抗暴政的勇气，看到了张溥五人墓碑记上的文采以及千古传扬的美名。但对于执政者而言，看到的又是阉党存在对政治稳定的破坏。看到的是税收工作的简陋与随处可见的漏洞引发的无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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