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鹏并不同意沈滨的意见：“沈叔，你这就想差错了，请个官老爷过来能有多大用场，除了把我们应得的好处全都拿走了，又能帮上什么忙。我们办这个事，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真正把他当作一大番事业来经营，利国利民，至于那些官老爷，我说句难听的话，个个鼠目寸光，根本帮不上什么忙不说，反而要拖我们的后腿，正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柳鹏继续说道：“沈叔，我们办这个事，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得失，而是为了登莱数百万苍生着想，为了这数百万黎民的生计着想啊，不是让这些事事无成败事有余的官老爷们有机会狠狠捞一笔！”
沈滨有些不明白：“不过是经营个私港而已，何必提得那么高，省里府里的官老爷如果愿意支持我们，哪怕拿走了一大块，也是我们的福份啊。”
柳鹏脸神却是变得严肃起来：“沈叔，你太看轻自己，你难道不知道，你现在用一分力，就是替登莱保存一份元气，有莫大的功德啊！”
说到这，柳鹏当即说出了一番大道理来。
东三府临海背山，境内到处都是山岭重丘，跟靠近大运河的西三府相比，商品经济可以说是极度落后，甚至可以称为环海贫困带。
登州府恰恰在东三府的最东部，三面临海，不管去哪里都要突破重山险阻，交通不便到了极点，“西境虽连莱（州）、青（州），而阻山界岭，鸟道羊肠，车不能容轨，人不能方辔”，“无一线可通之路”，时人甚至说“僻在东隅，阻山环海，地瘠民稀，贸易不通，商贾罕至”，可以说是西三府中交通最闭塞，经济最落后的的一府。
由于重山险阻交通闭塞，不管是荒年还是熟年，当时都会出大量逃荒现象。
时人常言“谷有余不能出给他郡以转资。不足不能求籴他郡，祗以自给。故小熟则骤饶，小凶则坐困”，灾年固然粮价暴涨民多饿死，丰收之年同样因为重山险阻粮食无法运出，导致粮价暴跌，无法缴纳丁银折色，照样出现大量逃荒现象。
因此登州民谚很形象地形容了这种现象“登州如瓮大，小民在釜底。粟贵斗一金，粟贱喂犬豕。大熟赖粮逃，大荒受饿死”，所谓“穷山恶水、远恶军州”莫过于此。
但是另一方面登莱一带却有着极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境内都是海岸线，坐拥无数良港，有渔盐之利，海运便利，只要稍加开发，便是富庶之地，在战国进期就得到了相当的开发，两汉以来都是国家根本所在，汉军曾经兴师数万从这里出海征伐南越、朝鲜。
至于唐宋两代，登莱更是“丝竹笙歌,商贾云集”,“帆樯林立,笙歌达旦”,“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海上贸易不但遍及全国，而且远至朝鲜、日本、安南，达到鼎盛，便是相对衰败的元朝，也曾经在登莱出发，向辽东补给数十万石粮食。
登莱的生命在于海道，特别是明初以来山东就承担着辽东军需的供给义务，“国初旧制，山东、辽东原系一省”，登莱与辽东就依靠海道紧密联络，如果不走海运，这种义务就成了沉重无比的负担。
但登莱海禁屡开屡禁，不是要说商业性质的海上贸易，就是官方对辽东的海上军事补给也是屡兴屡废，弘治十八年“舟坏运废”，直到正德年间才得以恢复，“海运复通，商贾骈集，贸易货殖络绎于金复间，辽东所以称乐土也”，但不久便“海船损坏不修”，运往辽东的军需物资只能改征白银“由山海陆运入辽，海运复废”。
直到嘉靖三十七年，由于“辽值大饥，转输无计”而“海道复开”，但很快就“因岛民作梗，尽徒其民塞下而复禁之”。
但有此先例，万历十四年“辽复饥，暂开海运以济”，到万历十九年“倭奴侵据朝鲜，遂严行禁止”。
万历三十年，辽东巡抚赵楫疏请设辽东海防同知，“兼理军民一切事务，稽查往来奸商船只”，本意是为了加强监管，但由于明确了监管责任，反而“商旅为之大通”，但到了万历三十七年，登州总兵利用职权兴贩私货，涉嫌走私，又复立海禁。
说起这些旧事，柳鹏的语气变得沧桑而多情，他的声音低沉，但总能让人感受到他对这片热土的热爱：“登莱背山临海，无一线可通之路，唯有出海贸易才是金光大道，唐宋以来帆樯林立，北至朝鲜，西至扶桑，南至安南，一趟来回便可获数倍之利。”
第64章柳鹏的雄心壮志
“哪怕国朝屡兴海禁，哪怕是海禁稍驰，也只能来往于辽东，也是获利丰厚，辽土多粮少布，登莱多布少粮，自可互补不足，而且还可以夹带土货，正德以来，海禁开则闭关锁国，登莱民众穷困聊倒，海运开则官民皆便，人称乐土。”
“登莱本来地瘠民稀，本朝三十七年海禁复立，登莱数百万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背山临海走投无路，只要稍来点天灾**，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绅民对此束手无策，至于那些鼠目寸光的官老爷，他们又办成了什么事！”
柳鹏当即愤愤不平地说道：“从登莱到辽东，行程不过五百五十里，沿线随处有岛屿可供停靠可供指向，风平浪静，跑起来几乎与内湖无异，顺风的话最快半日可至辽东，可是这些官老爷，除了漂没再漂没，又何曾做出什么好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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