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这件事是整个登州府在故意针对他，否则可能会有如此异口同声的反应，而且直接就说出了“京边钱粮”这最关键最要害的地方。
事实上他猜得没错，徐知府、孙推官等官员在扫叶楼商量好几天才定下来最后的方案，只是他们提出的方案也是全登官员的一致要求，京边钱粮必须留在登州。
户部的说法是“辽东新饷”可以在地方留用，而辽东旧饷依旧起运解部，因此地方与户部争执的焦点一直是辽东旧饷
而现在登州府官员却换了一个说法，变成了“京边钱粮”，看起来与辽东旧饷十分相近，还是在争辽东旧饷的起运存留问题，但实际却是有天壤之别。
京边钱粮在晚明是一个专用名词，明人也称为“京边年例银”，如果用浅显的说法就是太仓银，解到太仓的银粮统一都被称为“京边钱粮”，是晚明国家财政收入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虽然晚明中央财政还有工部节慎库、太仆寺常盈仓、光禄寺等收入途径，但是由于太仓负责“太仓银库百官之廪禄、九边之军需所取给也”，因此格外至关重要，导致万历年间“太仓岁入约三百七十万有奇，节慎四之一，太仆十之一，光&17973则十之毫厘耳”，至于内库金花银每年虽然从一百万两增至一百二十万两，但却是皇帝的私人小金库。
万历时人对此说得很清楚“国家内外帑藏供用自有定规，如金花子粒贮之内库专供御前之用，京边钱粮贮之太仓专备军国之需”。
虽然开征辽饷以后辽东新饷逐渐取代了京边钱粮的地位，但由于辽东海运的缘故，辽东新饷事实是留在登莱本地使用，所以登州官力争的正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京边钱粮，而不是只是京边钱粮其中一小项的辽东旧饷。
户部既然要把辽东旧饷都拿走，那么徐知府与孙推官等人都觉得来一个釜底抽薪，把整个京边钱粮全部留下来，换句话说就是起运给户部的钱粮一律改为存留，就是起运给礼部、工部的钱粮也准备留下来。
至于去年的亏空也要求户部一并通融处理，倒是大家商量出来与京里讨价还价的筹码之一，反正这件事户部必须妥协登州府才能有活路。
只是陶朗先额头上就第一时间渗出汗水来，下面的知州、同知、知县有切肤之感，敢把这件事拿出来跟省里、京里讨价还价，他却没有这样的胆量。
京边钱粮可是朝廷的命根子，“专备军国之需”、“百官之廪禄、九边之军需所取给也”，在这个问题上跟朝廷讨价还价那真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在这个问题上，他真不敢跟登州府官员共进退。
看到陶朗先一脸仓皇之色，孙昌龄孙推官却是毫不客气地说道：“道臣，朝廷现在又加了一回辽饷，你不当机决断，恐怕是后患无穷源源不断无穷无尽!”
说到，孙推官直接把官帽举了起来：“道臣，海运之事是你始倡其议，现在你得有始有终，不可遗祸后人，现在就只要你说一句话，大伙都会与你共进退!”
说到这，在场的一众官员都把官帽直接举了起来，个个目光如电盯着陶朗先，整个会场一下子只剩下肃杀之气，一个个虎视眈眈盯紧了陶道台。
他若是敢说不，这些登州府的官员看起来马上就要把他撕了!
为了营造这种带着冰霜的肃杀之气，孙推官可是带着大家在扫叶楼演练了不止一回，而被孙昌龄这么一将军，陶朗先真是惊惶失色。
他已经被完全架空了!
他现在是被逼宫了!
因此陶朗先的额头全是冷汗，好一会他才说道：“怎么朝廷又加了辽饷了？我怎么不知道？”
万历四十六年与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朝廷已经加了两回辽饷，每次都是每亩地加三厘五毫，加起来每亩就是七厘银子。
而万历四十八年的二月，也就是现在，户部又下令了加了一回辽饷，每亩地再加二厘，三次辽饷加征总共是九厘银子，所以被称为“九厘银。”
从表面来看，一亩地加征九厘银并不为多，但问题是太仓每年的京边钱粮原本不过三五百万两，现在一下子就加征了七百四十万两，等于太仓银库一下子就多了两倍的收入。
而到了地方那就是一场真正的灾害，既有征收成本与相应损耗，又有诡寄与飞洒，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洪武二十四年江宁府上元县，也就是留都南京，有在籍人口二十七万，到了正德年间只剩下了十三万，而万历年间上元县的在籍人口只剩下了二万七千人。
这自然代表着明初二十七万人承担的赋税被转移到这在籍的二万七千人身上，现在一加辽饷，象文登县这些地方的农民负担更是突然暴增数倍，根本无法承受。
而现在辽饷的加征似乎无穷无尽，作为第一个提倡议辽东海运的地方大员陶朗先压力很大，而对面的徐知府一脸诧异地说道：“户部刚下的诏旨，每亩再加两厘银，道台怎么还不知道？”
只是徐知府的脸色看起来是诧异，陶道台仔细一品却是说不尽的同情，这么一件大事你都不知道，他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你被登州府彻底架空。
但是陶道台已经顾不得自己已经被架空的事实，他必须考虑起另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加了辽饷以后，登莱还没有能力继续进行米豆的召买与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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