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熊廷弼这话虽然是发自内心字字血泪，却明显违背大明朝的政治规矩，于是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受命赴辽勘查。
而朱童蒙很快就作出了完美的结论：“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其罪何可轻议？独是廷弼受知最深，蒲河之役，敌攻沈阳，策马趋救，何其壮也？及见官兵驽弱，遽尔乞骸以归，将置君恩何地？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
所谓晚明众正盈朝，朱童蒙可谓是一个典型，他作为齐党中人痛打了楚党熊廷弼这只落水狗，偏偏“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这话说得太漂亮，太正确了。
“功在存辽”只是微不足道的功劳，但是“罪在负君”所以“大义实无可逃”，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来。
只是钟羽正却不这么看，他很有兴致地说道：“柳少这回把警防各队尽归于海右会名下，整军备战，是不是对袁经略没有信心？”
听到钟羽正这么说，柳鹏却是长叹了一声：“袁经略是好官，万历四十三、四年若无袁经略兵备淮徐，不知道山东会多死多少生民……真是位好官啊！”
第634章为中国去一大敌
柳鹏说的是万历四十三、四年的一件旧事，当时山东发生“亘古未遇”的大饥，北直隶也同时发生了大规模旱灾，百万齐鲁生民迫于生计只有涌入徐淮地区一条路可走。
徐淮地区本来就是多灾之地，大量山东饥民涌入导致土客矛盾极度紧张，以至“淮市弓刀购尽”，随时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土客械斗。
而当时身为淮徐兵备参议的袁应泰在饥民大量聚集的情况下，毅然动支当时官仓中的存粮，“发金十万二千、稻六万四千余石、米万石”，又“搜额外税及漕折马价数万金”，不但饥民聚集地区设立粥厂赈济，甚至还在山东与南直隶边境地区设粥厂百处以待南下灾民。
同时，袁应泰还推行以工代赈，修城滩池，建设公共设施，解决了一大批饥民的吃饭问题，正是因为袁应泰的善举才救活了至少数十万山东饥民。
但是袁应泰也只能是一个“好官”，这种排除地域观念，动用本地存粮赈济外地饥民的行动必然会激起当地民众尤其是缙绅的反对，何况徐淮地区本来就是多灾之地，袁应泰等于是把徐淮地区的多年积蓄用得一干二净，下次徐淮本地一旦遇到大灾就无法应付。
按照大明体制，官仓存粮本地发生饥荒尚不得擅动，袁应泰动用如此巨额的金钱与粮食救济外省饥民，而且有借无还，势必引起本地士绅的不满，不久，袁应泰就以“擅移官廪”的罪名而被弹劾落职。
虽然柳鹏与钟羽正都不认为袁应泰当时的处置作错了什么，甚至还认为袁应泰此举利国利民功德无量德泽万世，但是在大明朝的体制下，袁应泰非但每一个处置都是错，而且他这种宅心仁厚的书生实在不能专任方面。
钟羽正也长叹了一口气：“袁应泰可惜了，他是盛世良相，可惜现在却是身处乱世，熊廷弼也可惜！”
一想到辽东局面因为袁应泰的到任而有可能彻底糜烂，钟羽正不由长叹起来了，而柳鹏却是笑了起来：“钟老，你看得恐怕还没有我家的小娘子长远啊，要不要听听我家小娘子是怎么说的。”
过去柳鹏与钟羽正都相互看对方不顺眼，柳鹏觉得钟羽正这种满嘴之乎者也的进士相公不好打交道，而钟羽正则觉得柳鹏根本就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乱臣贼子，只是双方相处了这些年以后，可以说是合作得越来越愉快，也越来不把对方当外人来看。
现在钟羽正甚至连三品的太仆寺正卿都不愿意去干，宁可到海右会当个总务处长，而柳鹏当然是投桃报李，不但把各支警备中队从巡防队中分离出来，而且还特意设了家宴款待钟羽正以示亲迫。
今天钟羽正固然是带儿子过来，但是魏瑜君在柳鹏身边一起款待钟羽正，钟羽正知道柳鹏家的规矩与其它人家不一样，不管是正室还是外室或是小妾，不但都有资格上桌吃饭，而且跟夫君的地位也几乎是平等。
他虽然不能理解这种规矩，却是入乡随俗地询问起了魏瑜君：“魏夫人您跟我说说熊廷弼的事情如何？”
魏瑜君当即答道：“熊廷弼固然是有些可惜，但是他罢去却是迟早的事故，钟老你看看朝廷每年在辽东花了多少军费，又运了多少米豆，可是熊经略始终只是勉强维持局面而已。”
大明朝在辽东的支出可以用惊人来形容，甚至比惊人还要夸张，每年光是军饷就达到了三百多万两白银，军食马料要用两百万石米豆，而且这还是维持部队最基本生活的支出，如果把所有战费与装备算进去，每年朝廷在辽东的投入至少有五六百万两甚至是上千万两。
而熊廷弼经略辽东已经有一年多了，他虽然收拾人心重建防线，作了很多大事，但是到现在为止熊廷弼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辉煌胜利，只是勉强维持局面而已，保证一条脆弱的战线不至于彻底崩溃。
战局或许在慢慢好转，但是大家只看到这几个月大明在辽东吃了一系列的败仗，虽然这些败仗规模不大，而且辽东明军也不是一无所获，而是“颇有斩获”，但终究是败仗一个接着一个，战线已经一路推进了沈阳北效的蒲河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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