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西段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而印度人却蒙在鼓里。中国先是利用、后则翻修了那条穿越阿克赛钦的商路，并把它变成一条为中国行政管辖所必需的公路，他们称这条公路是新疆和西藏之间主要交通动脉。
中印双方把各自的行政管辖扩展到这些新地区的时候，都知道对方在地图上对这些地区提出过自己的要求。人们都了解印度政府是知道的，也可假定中国政府也是知道的，但是双方各由于自己的原因，都宁愿不把问题提出来。回顾起来，也可以说中印两国政府在五十年代开端建交之初，没有把就边界问题达成谅解列为首项议程，是一个失策。正如缅甸的吴努所说，“即使邻国间关系再好，双方也应当知道什么地方是一国领土的终点和另一国领土的开端。只有这样才能忠实地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到了一九五八年中印边界问题本来是满可以解决的，当时中印两国国家关系很好，两国也各自占据了它们认为对自己是重要的无人地带；因此，只需要签订一项协议，用外交形式把看来双方都满意的边界现状固定下来就行了。如果双方真的都满意，也就不会有什么中印边界问题了；但如果双方——或者一方——坚持其地图上对某些领土的要求，而这些领土又已为对方所占据，那么，边界问题就无法解决了。
一九五O年萨达尔·帕特尔死后，尼赫鲁成为印度独一无二的人物，此后十年他驰骋于印度政坛，大权独揽。他是总理，在不同时期兼任国防部长，有时担任国大党主席，他还兼任计划委员会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直到去世以前，他一直是外交部长。在印度独立运动的漫长岁月里，尼赫鲁坚持要他的国大党同僚考虑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自由印度所应遵循的外交政策，而尼赫鲁自己几乎是唯一负责制订外交政策的人。不用说，一九四七年自然应该由他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职务。就是后来尼赫鲁所包揽的印度内政问题的重担似乎已非一人所能承担的时候，也无人对他兼任外交部长提出异议。他的政府同僚们满足于把外交政策留给尼赫鲁去决定。内政各部要比外事部门的权势大，所以这班人，由于个人利益和野心的驱使，都从事于对内政部门职务的争夺。
内阁制度在印度从来是行不通的，它只是徒有其名。在五十年代，尼赫鲁甚至不屑于把内阁装点为印度政治制度的中心。在一段较长时间里，人们有时会表示不满尼赫鲁总理的“傲慢的、不顾宪法的”作风，一九五六年一位财政部长因此而辞职时就是这么讲的。可是一般说来，他的同僚大都安之若素，而且也跟着这么干。一名高级文官说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部长们满不在乎地有意自行其是，没有事先取得内阁的同意就公开宣布政策决定。”尼赫鲁独断专行的作风，在他处理外交政策时比处理内政问题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内阁中有一个外交事务委员会，但是对这个机构他根本不放在眼里，他多次制订、宣布、甚至执行事关重大的外交政策决定，而该委员会和内阁却毫无所知。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就是这样，不但内阁和内阁所属的外交和国防两个委员会不知道，直到发生武装冲突使这个问题再也隐瞒不住时，议会也不知道。
因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印度外交政策，就是尼赫鲁个人制订的；而这个政策的执行也仅由尼赫鲁本人和印度外交部的几名高级官员负责。最初几年尼赫鲁领导外交部部务，也是事必躬亲，好象他管的只有一个外交部，甚至连一些简单的电报，也时常要亲自起草，不同官员们商量。有一个看问题比较尖锐的观察家，批评尼赫鲁在世时的印度外交人员，他写道：“他们工作效率不高——对于印度这样重要的大国来说，很不相称。他们训练不够，业务能力不行，整体观念不强，过分热中于讨好上级。尼赫鲁过于忙碌，过于偏执，以致没有去了解必要的细节和下级官员的情况，他只熟悉一小撮最高级官员和少数几个偏爱的部下。这样就助长了阿谀奉承，走私人路线，以及肤浅和主观的作风。”
尼赫鲁个人的对华态度，在刚开始时是积极热情的，甚至是亲如兄弟的。这种态度渊源于他长期的信念：在他的想象中，两个亲人般的、平等的巨人之间的友谊象征着亚洲的前途，甚至象征着世界的前途。一九四二年尼赫鲁写道：“我所梦想的未来是同印中两国团结友好并结成某种接近于联盟的关系的前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九三九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度过十二天，回去后他确信“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兴起，它扎根于自己的固有文化，然而摆脱了多年来的懵憧软弱状态，变得强壮而团结”。一九五四年他再度来到中国，在回印度以后，对中国人民在建设国家中表现出来的精力和纪律，印象很深，他认为这给中国带来了“了不起的力量”。这次访问中国时，他会见了毛泽东。据说尼赫鲁在会见后感到似乎他“就象从中华帝国的属国或附庸国来的臣民一样，被引进谒见”。中印双方对于谁应当更加尊重谁这种以老大自居的矛盾，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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