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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_[澳]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完结】(55)

  到了一九六O年初,新德里对来访的政治家们的活动安排早已有了一定的规格,他们访问的礼宾待遇和日程安排是人们所熟知的。冬天是他们来访的最好季节。这时候白天阳光和煦,夜晚清爽宜人,百花盛开,细雨压尘;在这个时候来访的客人听到当地人士对记忆犹新的夏天的抱怨,感到难以相信。每到冬季,首都总是披上迎接来访者的盛装,在贵宾们的官方车队通过的马路上竖起了旗杆,坑坑洼洼的路面也填平了,在马路的边缘和人行道上重新铺上了发亮的橙黄色的砂砾——等到夏天的热风一来这些砂砾就逐渐散掉,终于完全吹走。如果政府提示某一贵宾的身分重要,市政当局也就跟着忙碌起来。卡车运载着人群到沿途各处去挥手欢迎,邻近的村民在金钱和实物的引诱下,手持发给他们的纸制国旗,赶着牛车或骑着骆驼到机场附近。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O年初的冬天,是一个繁忙的官方访问季节。虽然周恩来到达的时候已是冬末,太阳已有夏天的气息,风沙飞扬,可是,首都看起来仍然披着新装,对于中国总理应给予的礼宾仪式都遵守了。从机场起沿途交叉地悬挂着中印两国的国旗。警察在管制人群时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不让一些举着黑旗的示威者走近大路。

  一九六O年四月十九日将近傍晚的时分,周恩来在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大批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分乘三架专机从仰光飞抵新德里。在机场的大帐篷下面,欢迎的人群基本上是外交使团,再加上仅余的几个板着面孔的主人。而在一年以前那些印度主人会全部出动迎接中国客人。当周恩来走下飞机的时候,其中有人用尖细的声音喊出了前一年的“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此外,就是外交官们为表示礼貌而鼓了几下掌。然后致欢迎辞和答辞。尼赫鲁的欢迎辞是用印地文写成,是事先准备好的,这对尼赫鲁是极不寻常的,

  [ 注:尼赫鲁在这种场合总是讲英语的,而且是不用讲话稿的。 ]

  是为了着重说明印度的欢迎仪式是冷淡的。他回顾了在周恩来前几次访问时(这是第四次访问)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的善意,但是他接着说,“不幸,自从那时以来,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件,使得这种友好联系受到很大的压力,并且使得我们全体人民感到震惊。两国关系不仅在目前已受到危害,并且将危及未来,两国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已被动摇。”要恢复两国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两国要全力以赴去弥补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周恩来在答辞中提到两国的共同利益:“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并且提到了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没有理由不可以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合理的解决。”他最后说:“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前来的。”然后,他同尼赫鲁坐在一部汽车上,汽车飞快地开往中国代表团下榻的总统府(以前的总督府),沿途空空荡荡,只看到有的路口因下班时间车辆拥挤而堵在那里,但那些地方的人群也都默不作声。

  第二天早晨,中国代表团按照惯例到甘地火化处献花圈,然后两国总理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由于印度的坚持,所有会谈都是在尼赫鲁的官邸进行。在六天的访问中,两国总理的谈话时间超过二十个小时,即使把翻译的时间也计算在内,双方发言也是很长的了,而且双方在下面各级官员之间也重复了首脑之间对话的内容。

  印方事先早计划好要中国代表团成员会见尽可能多的印度内阁成员,其用意是让他们亲自领教事先布置好的坚强一致的态度。印度要想使来访的客人对于印度在边界争端上所感到的强烈愤慨没有怀疑的余地,并且安排好让每个会见中国官员的人都尽量有力地按同一口径讲话。(尼赫鲁曾经因他把边界争端的最初发展情况秘而不宣而受到批评,因此现在他可能有个次要的动机,即只要办得到,就把尽可能多的同僚们拉入他同周恩来的会谈之中,那么,不论将来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要分担责任。)于是,周恩来和陈毅便挨家访问了印度的各个部长。内政部长(除尼赫鲁外,印度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潘特已经作好准备要为印度的立场进行详尽辩护;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向周恩来宣讲了印度立场的哲学基础;财政部长莫拉尔吉·德赛直率到了粗鲁的地步,其他的人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复了印度的立场。

  在安排官员拜访的名单中有一个明显的遗漏——初步日程并没有安排他们个别会见克里希纳·梅农。印度政界舆论仍然怀疑尼赫鲁有同周恩来进行交易之意,虽然尼赫鲁表白他完全不想这样做。但由于他反复重申和平解决的诺言,表示他从道义上就厌恶战争,并且声称他随时准备去谈判,这就加强了人们对他的怀疑。在新德里很多人几乎预测到尼赫鲁有一天在他同周恩来会见后走了出来,手里摇晃着一纸文书,向大家宣布:“我们时代的和平”——人们经常把这种情况同慕尼黑相比拟,任何妥协肯定会被指斥为荒唐透顶的姑息。假如说人们怀疑尼赫鲁是在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解决,那末,可以说梅农早已因为这个罪名而被“审讯”和“定罪”了。事实上,梅农在公开谈话中一般地讲是同尼赫鲁一样强烈地,甚至比尼赫鲁更强烈地谴责中国;但是,人们都知道他认为对印度的主要军事威胁是巴基斯坦,而不是中国,所以右翼人士一般都把他看作是隐蔽的共产党人。他同尼赫鲁的私人关系很密切,被认为是对尼赫鲁起了坏影响,推动着尼赫鲁去同中国和解的。为了使他在周恩来访问期间不会影响尼赫鲁,印度内阁和外交部都竭力设法不让他参加会谈,而尼赫鲁看来也是默许他们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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