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受国际或国内任何一方面的谴责，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就在一九六O年把“会谈”和“谈判”加以区别。这样他就能够在新德里接见周恩来，而又不显出他是放弃了边界不能谈判的基本立场。但这时中国催促恢复会谈，而国内舆论却愤怒地坚持不举行会谈，于是新德里就制造了另一个微妙的提法。尼赫鲁八月十三日在议会中宣读的声明中重新肯定在中国撤退之前不能就争端的是非问题(即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他接着说：
印度政府准备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消除存在于这一(西段)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创造举行进一步讨论的适当气氛。这应为任何进一步在官员报告基础之上的旨在解决两国对边界问题的分歧的讨论作准备。
这意味着印度准备同中国会谈，但不是谈边界的走向。印度要同北京讨论的是中国从印度主张的领土撤出的步骤。换言之，投降仍然必须是无条件的，但欢迎中国人到新德里来先作初步访问，以便讨论投降仪式的细节。
尼赫鲁在同一次讲话中，指责中国提出一些使会谈不可能举行的条件。半个月以前在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陈毅曾接见欧洲的一名广播电台记者。当记者问他对印度的双方撤退的建议有何看法时，他说：“要中国军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是不可能的。这违反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意志。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迫使我们这样做。”尼赫鲁引用了陈毅的声明说，这就是“规定了使我们进行讨论和谈判成为不可能的先决条件”。印度在八月二十二日照会中提出印度关于会谈的反建议时，再度申述了这个论点。陈毅的讲话和北京拒绝考虑尼赫鲁的双方撤退的建议，都被说成是“先决条件，它们违反了中国方面一再所说它要通过进一步讨论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说法”。这份照会最后说：“显然，正是中国人在规定办不到的先决条件，并且要求在进一步讨论未开始以前就接受中国人对这个地区(西段)的边界的主张。”
印度既然认为在中国从印度主张的领土撤退前开始讨论，就是“对中国的主张作了先决的判断，或接受了中国的主张”，那末，中国在讨论开始之前撤退，当然也就是“对印度的主张作了先决的判断，或接受了印度的主张”了。但在印度看来，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是理所当然的国际边界。新德里的那一套论点，表明他们深信凡有争论的领土全部是、而且绝对是属于印度的。这样推论下去，中国在那里出现，就是抹煞不了的侵略行为。因而在他们看来北京关于渴望和平和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表白，就都是言不由衷的空谈。另一方面，中国认为阿克赛钦从来不属于印度，并深信他们表示愿意放弃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主张，是通情达理的，是十分慷慨的。因而在他们看来，印度的表白也同样是言不由衷；在印度军队的向前推进时，尼赫鲁关于使用和平方法的保证完全象扯谎。尼赫鲁本人也曾在一瞬间意识到他自己的想法的矛盾。他在一九六二年五月说道：“如果你开始象中国人那样考虑问题，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即拉达克，尤其是阿克赛钦现在是属于他们的，过去也是属于他们的，那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他们犯下了罪行。但是我们如果从另一个基点出发，认为这些领土是属于我们的——它是我们的——那末，中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我们犯下的罪行。这就取决于你从哪一个假定出发。”但是他这一瞬间的见识并没有影响到新德里对边界争端的处理；新德里的边界政策仍然毫不动摇地沿着对撞的方针走下去。
政府的批评者并不理解政府的立场的细微的区别——就是说它同意举行讨论，但不同意举行北京所要求的那种讨论——因此，他们继续攻击尼赫鲁同意和那仍然占领着印度领土的侵略者坐下来会谈。但是这正是印度总理所喜欢玩的那种滚球戏，现在打球的条件正中他的下怀。于是他就大打特打。他在议会中向反对派说：“这是幼稚可笑的态度。”
首先，谈判和会晤是有极大的区别的，有天壤之别。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所处地位如何，也不管前途如何，你总得要谈。如果我有机会，我将同(中国人)会谈。不会晤是十分荒谬的……只要有可能，就要鼓励会晤。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没有合适的背景就不应该举行谈判。……会晤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有人责备尼赫鲁邀请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共进午餐，并攻击梅农在日内瓦同陈毅共饮并拍照。尼赫鲁对这些指责感到恼火。他挖苦他的反对者对当代世界的外交全然无知，他说：“他们似乎认为必须把印度对不可接触者的那套做法搬到我们的[国际的]关系中来。”
议会讨论边界形势时，尼赫鲁需要进行辩护的不仅仅是印度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华政策起了三棱镜的作用，它把人们对政府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和反对意见集中起来。从八月中旬人民院辩论边界形势时所提出的一个动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项动议要求：
1.“立即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时两国大使都已撤回，印度大使先行撤回，但尼赫鲁在当时，甚至在边境战争达到高潮时都坚决主张维持外交关系，以保持一条往来的渠道的畅通。)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