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O年后，中国对尼赫鲁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一九六O年四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高级会谈看来是个分水岭。中国代表团的人曾告诉在新德里的共产党国家的外交官们说，尼赫鲁的不妥协态度使周恩来感到震惊。据报道，周恩来曾讲尼赫鲁“既靠不住，又摸不透”，不可能同他进行谈判。从新德里高级会谈后，周恩来在加德满都所作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尼赫鲁的阴一套、阳一套的作法表示反感。在追述中国在公开谈话和声明中一直小心保持友好态度之后，他说：“尼赫鲁总理怎样对待我们呢？……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
在一九六二年底以前，中国并没有公开指责尼赫鲁，但是有理由推断：自从一九六O年以后，他们就已把他看作是“印度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忠实代表”和中国国际敌人的走卒了。
一九五九年以后，尼赫鲁政府对内执行日益反动的政策， [ 注：一九五九年新德里解散了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北京当然注意到这个行动。 ]
对外也继续向美国靠拢，这就证明了中国从意识形态上对它的预测的正确。一九五九年艾森豪威尔访问新德里，一九六一年尼赫鲁回访美国，当然从中国看来，美国给予印度的不断增长的经济援助更能说明问题。美国对印度援助的多寡反映了印度的不同态度。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十二年中，美国对印度的援助总共不到二十亿美元。但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这一期间，美国已经给予印度的或答应给予印度的援助竟超过这个数目两倍以上。中国由此得出明显的结论：“印度越是反华，美援就越增多。”美援的增加“同尼赫鲁政府为美帝效劳、反对中国的程度成正比”。中国从新德里在联合国、在刚果和东南亚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它在边界所采取的“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中看到了印度日益依附美国的后果。华盛顿方面也觉察到印度政策的变化，并且作出了用辞截然不同但实质相同的结论。北京也注意到了这点。一九六一年中，一家权威性的右翼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从印度对国际麻烦地区的政策中注意到“印度已改变了过去的倾向”，这正如北京过去所观察到的；该杂志并问尼赫鲁是否“正在改变他的旗号”。
四月份，尼赫鲁在批评了美国干涉古巴的二十四小时之后，来了一个大转弯，说肯尼迪总统“有魄力”，并暗示说古巴事件的当事两方可能各有各的道理。人们注意到这个大转弯发生在美国提出增加对印援助的前夕。尼赫鲁的一些经济学家曾警告过他，如果不取得大量的美援，就无法解决国内浩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因此，一些美国官员也认为尼赫鲁是迫不及待地想同美国进一步靠拢。
这篇文章最后说：“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变成世界政治家中最受肯尼迪政府宠爱的一个人物。”
中国在分析印度的政治、经济政策时，评论说：印度虽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上仍然处于殖民地的地位；到一九六O年为止，外国在印度的投资增加了一倍半，其中英国投资增加了一倍，美国投资增加了六倍。在这时期，印度对外援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在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外援比重占百分之九点六，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占百分之二十点六，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则占到百分之三十。印度一家保守的杂志《资本》(Capital)周刊一九六O年指出：“几乎整个第三个五年计划都是依赖‘外援’；如果得不到这种外援，这个计划将被毁弃，因为印度的外汇储备已经低于被认为所需要的最低点。”一家独立的杂志《亚洲团结》(United
Asia)的结论是：到一九六二年为止，印度经济的依赖性如此广泛和深入，以致“任何削减或停止外援，都将在印度立即引起经济大危机，使大批公司倒闭，生产减缩，工人失业，通货膨胀无法控制”(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后美援一度中断，从而完全证实了这种预测)。中国人后来说：帝国主义的“‘援助’到达那里，那里实际上就会没有真正的经济主权和经济独立。”
至于谈到尼赫鲁政府承诺要建设“社会主义式样的社会”，中国认为它不过是一场闹剧。 [
注：一九五五年在马德拉斯郊区的阿瓦迪(Avadi)举行的国大党第六十届年会，宣布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式样社会”作为国大党的目标。在这次大会上，国大党所固有的两重性(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而政治上又支持保守和正统)表现在“式样”这个字眼上。正如一名国大党的重要成员所说的那样：“我们所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式样而不是社会主义。”
] “尼赫鲁政府用所谓‘计划化方法’，用外国‘援助’培殖起来的买办性 [
注：买办……1.过去指由当地人充当的管家。2.现在，在中国指的是外国商行雇用的当地雇员的领班或代理人。(《简本牛津大词典》) ]
的国家垄断资本，不仅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成份，象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不仅不是促进国家经济独立发展的力量，象某些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恰恰相反，“它使印度经济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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