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举子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中乡举者冬末会集到京城，次年开春，由礼部主持国家级统一会试。
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
“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
“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
“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也就是规定范围，你们自己复习，我就考这些内容，至于能不能录取看你们自己的水平了。
而进士和名经两科，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在唐代有尤为收到重视。
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
而明经高中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
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所以基本上都想考进士，那是升官发财的捷径。
“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
如宋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
宋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
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
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需要回避，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
再如苏轼、苏辙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经中了进士，还不甘心，又双双参加了嘉祐六年(1061)的制科考试，入第三等。
据宋人郎晔考证，苏轼应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苏轼不无感慨地叹道：“当年应制科考试，成绩甚优，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直言极谏’了。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
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
以进士考为例，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所谓“帖”，全称为“帖经”，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
所谓“墨义”，即笔答经义，规定为十条。
默写经书为什么叫“帖”呢，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后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让举子们把前、后补齐，有点像高考语文的古诗词默写，给你前一句或者后一句，你再默写。
除“帖经”、“墨义”外，还有回答“时务策”三条。
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
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这些比前代有所改变，所以这宋准说在大宋不是靠一张试卷就能高中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赵承嗣误会了，宋准不是那一个意思。
“赵兄，我辈读书人自然是要以科举进入仕途了，在下自然也是不例外，可是在下总是觉得这只考文采始终不妥。”
“宋兄，你也别在下在下的称呼自己了，你要是不嫌弃我们就以兄弟称呼如何？”赵承嗣试探性的问道。
他也听烦了，宋准跟他说话的时候老是一口一个在下，他还是很欣赏这个人的。
“啊，我求之不得，我今年已经过而立之年又六年，你不知道赵兄你？”
“那宋兄就是大哥了，小弟倒是才十七。”赵承嗣随即连自己的生辰日期也说了出来。
就这样宋准为兄，赵承嗣为弟，不一会两人就大哥贤弟的叫了起来。
“贤弟刚才我说了不能光凭一篇文章断定一个人是不是国家的有用之才，你想想看，读书再多也只能是说明他多先贤们的思想了解的多。”
“可是了解并不一定是理解呀，再说先贤们在著这些书的时候，并不能考虑到现在的情况，他也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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