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郑人都了解了本国的法律，趋利避害，而郑国的权贵也不敢再借刑法之便倾轧平民，于是郑国因此而变得强大。二十年后，晋国亦开始效仿，赵鞅与荀寅把范宣子制成的刑书也铸刻在「刑鼎」上，将本国的刑书公布于众。
对于这两件事，世人的看法评价亦大不相同，道家、法家都很支持，但儒家的圣贤孔子却竭力反对。
在当时亦是大国的晋国亦推出了「刑鼎」后，崇尚礼治、厌恶郑庄公的孔子很不高兴地对弟子说：晋国大概要因此灭亡了，国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这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然而，晋国并没有因为这个刑鼎而灭亡，甚至于，后来各国陆续效仿，终于使原本秘而不宣的刑书，公布于众，很大程度上杜绝了一部分人借刑书而使自己获利。【PS：所以说“子产”是法家先驱，他在当时仍然崇尚“礼治”的时代，冒着极大风险推出了这项改革。】
“这位郑庄公，夫子如何评价呢？”蒙仲询问庄子道。
庄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必须承认，郑庄公是一位褒贬皆有的雄主，他耍手段杀死起初就关系不好的弟弟「郑段（即叔段）」。
郑庄公与郑段乃是亲兄弟，母亲皆是「武姜」，区别在于武姜生郑庄公时难产，经历万般痛苦才将其生下，而生郑段时则是顺产。
是故，武姜偏爱小儿子郑段，而讨厌郑庄公。
而郑段呢，仗着母亲的疼爱，在国内横行无忌，让郑庄公很是不喜，想杀掉弟弟甚至是母亲，却又唯恐遭到世俗的职责，于是想出一个计策，既放任弟弟郑段，让后者因此变得越来越狂妄、越来越跋扈，最终，郑段与母亲武姜联合，试图内应外合杀掉郑庄公，夺取郑国的君位。
就这样，郑庄公名正言顺地用「讨逆」的大义杀死了弟弟郑段，还驱逐了他的母亲武姜，立下「不至黄泉、毋相见也」的誓言。【PS：然而过了几年后，郑庄公实在思念母亲，又碍于自己的誓言，于是就挖了一条地道，在地下（黄泉）与母亲相见，这即「黄泉相见」这个典故的由来。】
耍手段杀弟逐母，此事尽显郑庄公的枭雄本色，但在治理国家方面，郑庄公却是一位明君，在他的治理下，郑国当时非常强大，不怵晋、楚。
这样一位雄主，若单纯用“善、恶”或者“好与不好”在评价，就未免会有失公正。
而儒家的思想，蒙仲认为亦不能单纯就定为“惑世妄言”。
不可否认，儒家思想认为“礼制至上”，甚至于孔子曾经还包庇了弟子「曾参」。
这件事的起因，是曾参的父亲「曾点」。
某日，据说有乡人的一只羊跑到曾点的家院前，被曾点捉起来宰杀吃了，而其子曾参没有举报。
后来叶公——「叶公好龙」的那位叶公，便就这件事对孔子说道：我们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父亲偷羊，儿子就出来检举揭发。
孔子就回答道：我们那里正直的人与这种正直有区别，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
儒家思想“崇尚礼制”，就到这种地步，也难怪道家会指责儒家“巧伪”，而法家亦看不上儒家。
后来孔子的弟子「子夏」说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很符合儒家的风格，儒家一向认为，作为有君子人格的人，应当顾全大局，而不必执着于细节。
但孔子时代的儒家，也有值得赞赏的地方，比如对「学」的态度，《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学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孔子本人而言，他学习的初衷是为了当官，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尊重。
再到孟子、荀子时期，荀子首次提出了「学以致用」的理念，使儒家的「学」，总算是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用！
用在哪里，即用在治国、用在治人。
说到治国、治人，应当首推道家的治国之道，在治国方面，从道家鼻祖老子起，道家就明确地指出了「无为无不为」的治国策略，以劝诫各国的君主。
「无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指顺应自然，不要做多余的事。
比如说，在四五月本应该做农事的时节，君主不要因为与他国开战而耽误了国民的农事。
关于这一点，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其中的「勿夺其时」，就是告诫君主顺应自然——该让农民种地的时候就让农民种地，不要做多余的事。
除此之外，还可以延伸到对待国民的态度，总而言之就是，国民想要去做什么，就让他们去做，君主不要“额外”——即除了刑书以外——去约束他们。
而「无不为」，也不是指什么事都做，同样也是指去做顺应自然、顺应天道该做的事。
这方面体现在哪里呢？
打个比方，国内发生天灾，务农的国民因此颗粒无收，这个时候就应该顺应自然，开仓救济国民，而不是违背天意，继续向国民征收田税。
延伸下来，还有想办法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这类的。
君主无为（不做多余的事）、臣子无不为（多做些顺应天道、顺应自然的事），这即是道家的核心治国思想。
而相比较道家的治国思想，道家的“治人”思想，就显得格外的“不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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