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政府部门很早就下了班。下午两点半，伊拉克通朱用老虎钳剪断了三台新电传机的电缆，又剪断了另外几台暂时不用的老电传机的电缆线。我则将这几台电传机、打孔机、英阿文打字机搬下楼，装进一辆“考斯特”车。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驰”和“丰田”后备箱里，老朱开“奔驰”，我开“丰田”，运了两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东西我搬，首席管细软。凌晨四点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类，半小时内完活儿。我又去叫醒房东，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给她。房东老太太问道：“youllleavereally（你们真的要走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场。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别，她们计划飞往梵蒂冈。机场安检没收了英文记者李大伟的手表，“因为怀疑是爆炸物”。李大伟指着我说：“这个戴眼镜的大个儿是拉马丹（伊拉克副总统）的朋友，他的武装带都是拉马丹送的。”我就势撩起上衣，露出地摊上买来的有飞鹰搭扣的共和国卫队军用腰带。李大伟见士兵不信，忙着打开手提行李，摸出一张拉马丹敬军礼的10寸传真片。这张照片是1月9日世界穆斯林大会开幕升国旗时，我钻到拉马丹前面用200毫米镜头拍的，仿佛是拉马丹朝我敬军礼。值勤士兵接过照片细细一看，顿时傻了，转过身来“啪”的一个立正。
黑云压城，拍摄、冲晒、放大、传真之余，我开始采写文字新闻。战争状态下，我越来越感到仅靠图片已无法胜任大战在即的特殊要求。随着巴格达走向战争深渊，日益沦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我的狗屎文章裹挟着照片登上了国内外报刊的版面。连当时很少用新华社通稿的《北京晚报》也在1991年1月15日头版刊登了我的《临近摊牌的巴格达》。事后，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创始人辛少瑛问我在通讯阻绝的巴格达是怎么把稿子发出来的，我说这有赖于我一流的汉语拼音。
进入到1991年1月，伊拉克国际通讯全部中断，由于没有了电话，以往新华社向外界发稿的传真机无法工作。此时，惟一能与外界交流的仅有大使馆的无线电台。可惜电台仅能发密电码，这让平素以文传发稿的新华社记者束手无策。就在我热锅上蚂蚁般四处乱撞之际，郑大使把我招进了官邸。他问我是否可以用汉语拼音写文章并用打字机编码打孔。我说我的汉语拼音至少在新华社中东地区名列第一，至于打字、编码、打孔更何足道哉。大使听罢说：“小子，从今天起每天我用使馆电台帮你发一篇稿子。不过报务员只管发打完孔、编好码的纸带。每天下午5点前把你的纸带给我拿来。”于是从此，我每天把所见所闻都缩编成一厘米宽的纸带，几十米长卷成一卷，输进使馆的发报机，通过高扬的无线天线变成电波，发往世界。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抄收后，再将其还原成一厘米宽的纸带，火速送往北京新华社总社，交译电室将汉语拼音翻译成汉字，再编发给各家报纸。这一招儿是任何记者没有的，战时我之所以能偶作蛩鸣而惊天下，我的老学长、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功不可没。
可好景不常。新华社中东分社社长把电话打进巴格达命令我立即撤出，我尽量和声悦色地解释我留下的必要性。可中东分社社长一言九鼎，命令我把电话交给巴格达分社社长：“马上把电话给首席记者，不要耽误工夫！”言外之意我根本不够与他理论的级别。我跑到使馆大骂新华社派驻中东的封疆大吏只领傣禄，墨守成规。武官曹彭龄夫妇是我北大校友，夫人原来也当过新华社记者。两位前辈劝我千万不可以小抗上，惟一能做的只有服从。他们就是这么一辈子服从过来的。直到1998年中央电视台请大使、武官和我做嘉宾纪念海湾战争，武官与我在cctv大演播厅相遇，他突然双眼含泪：“当初我也许不该劝你。”
1月14日凌晨，我们全上了“考斯特”直升机场，撤离巴格达，飞往约旦。我手提钢盔和防弹背心，这样可以避免超重。我想混进机场拍些撤退的场面，可士兵拦住不让，一个小特务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让你进？！”我突然发现一伙西方电视记者走进来拍电视，一个新闻部的家伙在前面引路，他们长驱直入。我也把三个相机全挂在身上，晃着往里走。小特务又出来挡我：“我看你像旅客。”“我是记者。”我推开他就往里走。
在机场，我由于没办离境签证手续而被扣押。在战时伊拉克，常驻人口出入伊拉克都得办签证手续。我由于想抗拒上司撤退命令没有随其他同事办出境手续，打算潜伏下来，现在被大使“押解”着前往约旦，交给新华社约旦分社。不想在边境上被捕。使馆几位同胞上前理论毫无用处，还被赶出办公室。郑大使不得不亲自出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格达大使，我担保这个人…”我已经数次看到大使躬亲担保劳工等人，镇静、灵活、耐心、坚定而又不失风度。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安曼机场，全体去使馆吃饭，我没去，先回分社赶发传真照片。下午英文记者李大伟与首席老朱继续飞往开罗，约旦分社的老杨去大马士革，我则留守约旦——这次海湾战争的“瑞士”，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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