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时101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82师师长马修•李奇微（前者当了越战司令，后者当了朝鲜战争司令，两人全当过陆军参谋长。写了《剑与犁》、《不定的号角》、《朝鲜战争》等书）的奇闻轶事我如数家珍。他们极可能像1944年12月的阿登、巴斯托尼一样作战，即西点标榜的“从牛轭湖到长滩”。英装甲七旅是蒙哥马利阿拉曼时的“沙漠鼠”，法国装甲部队源于1944年的勒克莱尔。
在这种状况下，多有几个战地记者随英、美、法军分头行动，则可以拍得一手的照片，强似在安曼坐等。
因此，我申请去战场，争取随军行动，钻进一辆“艾布拉姆斯”，拍到真正的战地照片。我想我能争取和美军合作。各路防守固好，但更要重点进攻。
服从一切命令的士兵
唐师曾
我想起二次大战中受了200处战伤的尤金•史密斯曾质问不许他上火线的老板：“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去死！”战争中除了战伤和勋章之外一无所有，可我至今还未受过一次伤，想想真没劲。
2月24日，格林威治时间凌晨1时，北京时间上午9时，海湾地面战争终于爆发。海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海空军火力支援下，分东、中、西路对伊拉克军队发动了自二次大战以来规模最大之一的地面战争。与此同时，我接到中东分社社长的命令：“马上回到伊拉克去！”我仿佛听到亨利四世在阿克尔得胜后嘲笑格里永公爵的那段话，“上吊去吧！我们已经在郎德勒西打起来了，而你却不在！”
23 烙 饼
地下的事情从天上做起，想好事先得有好的心肠。
——歌德《浮土德》
我自作主张地从塞浦路斯撤至开罗，假道约旦回伊拉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洗干净从头到脚的犹太味。我一直怀疑被我顶撞了的中东分社社长这么指挥是想把我交到伊拉克人手中弄死。其实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大人之腹。我上司根本不知道以色列与伊拉克在汉漠拉比法典、巴比伦之囚时就结了仇，更不知道伊拉克把一切与以色列发生过关系的人都视做匪谍，而我奉旨进巴格达大有晋见死神之意。我的以色列朋友听说我要返回放“飞毛腿”的巴格达都大为惊骇，小姑娘奥丽特眼泪汪汪地送我一件大Τ恤，上书“我是海湾战争幸存者”（意译），拉着我的手求我三思而后行，“千万别听坐办公室的混蛋瞎指挥”。我那当了40年美国佬的二伯从加州打电话到新华社约旦分社，让首席记者老符转告我：“研究一下该任务的可行性。”可我多年受的教育都说唯有上司高瞻远瞩，神圣不可抗拒地发布听来正确的命令。
在开罗，我把奥丽特送我的大Τ恤和铜盔，面具存在英文编辑张海燕处，张是位光长心眼不长肉，英文极佳中文平平的老小姐。与她一同毕业于兰州大学的英文编辑水均益与我同样是个口似拦江网的酒鬼。我在开罗停滞的两夜几乎全是与这两位大仙喝酒度过的。这两位散仙当时并不开心，整天埋怨投人派他们去前线，酒后骂的粗口脏话绝不在我之下。以后凤栖梧桐一个嫁到加拿大，一个去了中央电视台。我猜整个海湾战争期间他们在电脑前坐井观天是其不满的最大原因。战后油田灭火张海燕好歹去了回科威特，总比水均益运气好些。与二位相比，我真不该再怨天尤人。
3月3日，我憋着一肚子委屈从开罗飞往安曼。与我同机的有共同社摄影记者小原洋一郎，前文提到的日本名记者浅井久仁臣是他的“仲人”（证婚人）。当我呈上我的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理由是唐老鸭大智大勇，现在只能在科威特，不可能飞回伊拉克。我由于情绪不好，一路缄默不语。听任身旁两位自称是巴解的人侃了一路“一个萨达姆倒下去，千万个萨达姆站起来”。最后，一位巴解用手捅醒了假寐的我，问我是不是老婆被人拐走了。我看他没完没了，就说：“我想去打仗的沙特、科威特，可我的上司却让我回巴格达。”这位巴解一听竟哈哈大笑：“别难过了兄弟，你用不着去沙特、科威特了。它们已经是美国的第五十一、五十二个州了。”
重返安曼，中国驻约旦章大使一见我就喊，“讲故事的唐小鸭回来了。”当晚挤在他的小屋里侃了一晚上。大使说我讲什么他都爱听，但千万别让约旦人知道我去过以色列，否则小命非得丢了。大使约定以后每晚讲一回。我当时只有一个请求，求大使尽快安排我回巴格达。大使则让我多讲故事好好表现，并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地下的事情从天上做起，做好事先得有好的心肠”。意思是欲为诸佛龙象，先为众生牛马。其实，牛马不过是多讲故事而已。
约旦使馆由于战时疏散，仅有大使等六人留守，加上新华社三位记者和我，十个人轮流做饭。我由于无所事事，干脆顿顿饭全跟着搀和。我本是个大懒蛋，可炒菜舍得放好东西，马马虎虎大家还挺满意。使馆的大狼狗黑背和它儿子对我特亲，因为我总偷偷给它们大块的肉吃，母子俩一见我就往我身上扑。
3月5日，巴格达的郑大使由开罗飞到安曼，搂着我连转了好几圈。郑大使不仅给弹尽粮绝的我带来一万美金，还保证一定带我进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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