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我就跑到k楼门口拍楼长为日本体操队送行，之后又拍了在此服务的职业高中学生。次日，我拿着登了我照片的亚运快报找到k楼楼长，希望再拍些更生动的画面，但楼长表示必须有警方发的进楼证。
当天中午，我设法弄到村办同意我到i、j、k楼采访“团结友谊进步”的介绍信，拿着它找到安保指挥部申请进楼。事也凑巧，我还未能坐稳，指挥部就进来了几位高级警官，为首的一见我就大喊：“唐老鸭怎么又钻到这儿来了。你们可得注意，这家伙能干好事，也爱捅娄子。”来人正是警察学院院长刘尚煜。此时，我北大四年同屋的那位大哥也趁机历数我的“劣迹”，众人跟着起哄，弄得皆大欢喜。这么一折腾险些冲了我的大事，我连忙大喊：“刘主任（刘原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今天我可是奉了上边命令来拍团结友谊的，手续齐备，不是炸长城（两年前，一对婚外恋者在八达岭用炸药自杀，我发的独家照片令公安局耿耿于怀），您要不放心，让我大哥看着我。”说着拉起大哥就走，大哥看我背包挺沉：“慢着，我找俩弟兄给你背机器。”就这样，我得意洋洋地进了k楼。
我们乘电梯直上k楼顶层，这里设有安保人员的工作室。没想到在这儿又碰上西城刑警队的熟人，一再让我“稍崩”（呆一会儿），足足聊半个多钟头才开始干活。我先从13层干起，煞有介事地见人就拍，其实这只相机根本没胶卷。我发现，这里每层有四个服务生，等拍到第10层时，跟着我的兄弟早已失去兴趣。此时，我才进入临战状态，大哥刚刚暗示我，王效芝就在第九层，可到现在我还不知王效芝长得什么样。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九楼，四个正在打扫卫生的服务生一见我就匆匆向楼的另一头走去。我故意慢腾腾地往前走，可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楼那头了。待等我追到另一端时，四个服务生只剩下了一个。这小伙子紧靠着一扇门，警惕地看着我。“这活儿真没法干，”我先朝他开了口：“我是新华社的，上边让我反映‘团结友谊进步’，我哪找去。多亏这几位警察哥们儿帮我扛机器，要不早累坍了。”小伙子朝我礼貌地一笑：“是挺沉的。”我从摄影背心中掏出一张《亚运快报》，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说：“昨天多亏碰上你们孟璟，小哥们儿挺帮忙，好歹交了差。可今天还没米下锅呢。”小伙子接过我手中的报纸：“还真是孟璟。”我们就这样聊在一起。看到他羡慕地盯着我脖子上的尼康f3，我索性摘下来让他按几下。快门声引逗得他身后的门开了一条缝，三个服务生鱼贯而出，像所有好奇心重的男孩子一样围上我的相机。其中一位一米八的小伙子对相机所知颇多，自称家里有架潘太克斯，其纯真聪明的样子令每个人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已经注意到他的胸前没有身份卡，而其他三位的胸卡都规规矩矩地别在上衣口袋上。我们从相机聊到海湾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我发现这位无胸卡者有着丰富的课外知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最后我问他们，能否像孟璟那样配合我一下，小伙子们异口同声：“没问题！”
我跟在他们身后，打扫房间、叠被子、送冰块……我手中的尼康f3嘎嘎咆哮，激动得我双手颤抖。可能是我在九层逗留时间太长，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叫走了没戴胸卡的小伙子，其诡秘的神情吓得我心惊肉跳。我故作镇定地感谢服务生们的合作，表示要给他们送报纸和照片，为此我一一记下他们胸卡上的名字：“苏燕君、买小雷、李梁。”接着漫不经心地问：“刚才走的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此时，我的心已跳到嗓子眼，屏气凝神像等候宣判的死囚。“王效芝。”他们中的一个爽快地回答我，一下子把我送上飘浮的云端里。
我慢吞吞地走下八楼，一头扎进电梯里，先向上到了12层，又匆匆地钻进楼另一头的电梯。在电梯中，我打开md—4马达的快速倒片开关，迅速拆出刚照的胶卷，塞进南极裤的夹层里。之后，又将一个新胶卷装进相机“啪排排”过了三张。走出k楼让冷风一吹，我才发现自己的衬衣早已湿透，可两条腿却格外地轻快。我平端着相机在k楼楼下又拍了一阵友好场面，这才悄然离去。路上，我用无线电话叫通了总部，接电话的又是万伯：“万伯，我得手了，可你得拿出点慰劳品。”“行！小子。”万伯格登一下挂了电话，可以想象他的得意样。我敢打赌，我们又镇了美联、路透一次。事后我才知道，这张“王效芝”是亚运期间卖价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觉中北京市公安局拨给我的防弹背心已经到了。我一边在闲暇之余心猿意马地跟北大东语系的一帮丫头学阿拉伯语，一边加紧和北大国政系帮我推荐的几位阿拉伯留学生发展友好关系，事实上，他们友好得简直让人受不了。
终于，社长穆青一声令下，“逐项落实”，把我送进五彩云端里，摄影部同事柯林渭找来五星红旗缝在我的摄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写“人民中国•新华社”；国际部一位叫李英的小姐儿，从301医院她老公那儿弄来了急救包，预备我“不测”时用。我坚持不懈一天两次地跑伊拉克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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