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街上拣的。”
这回答不完全是玩笑。1986年冬天，一位在新华社工作的北大毕业生走进我的办公室，引荐一位想当摄影记者的校友。没待我开口，这校友便虔诚地捧过一本贴了他几十张见报照片的大本子，证明自己在新闻摄影方面的建树。我接过来翻了翻，未见佳品，随即就递还给他。也许是我漫不经心的态度伤了他的自尊心，他顿时涨红了脸，急切地介绍自己如何爱好新闻摄影，说如果让他当新华社记者，他一定像卡帕那样玩命地干活，而且什么要求都没有，除了两台莱卡或尼康……
“来了就想当记者？还要两台相机？”
“一台也行。”
“一台也没有，也不能来了就当记者。如果新华社要你，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哦，不给相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深思了片刻，“行，只要让我来新华社。”
他从我办公室出去后，走廊上满打招呼。奇怪，摄影部怎么这么多他的熟人？一问，有个把是校友，多数都是大街上采访时认识的。小伙子们说，到哪儿都有他，这人一见背相机的就亲，见面熟，又挺谦虚，所以对他都挺有好感，听说他想来新华社，都帮他说好话。
政法大学也愿意成全他，尽管舍不得放走了一位好教员，但他实在太迷照相，留不住。
几个月后，他如愿以偿。那些在大街上认识他的“老新华”逗他说是拣来的。
只看照片未谋其面的人可能以为唐师曾很魁梧，其实这个形容词对他不合适。他虽说是1米83的个头，但有些罗锅，不着意挺起胸脯，得减去三厘米，身材偏细长。一张清秀白净的脸上架副近视眼镜，摘掉钢盔，一副书生气概。可在我们摄影部，谁要把“书生“这个概念和唐师曾的形象联在一起，一定是他的大脑软件出了毛病。有谁见过唐师曾稳稳当档地走路、按台阶爬楼呢？他什么时候都是急匆匆的，仿佛屁股后面永远跟着追兵。
“下雨啦！”刚来的那年夏天，一个下午，他冲进一间又一间办公室，兴奋地大叫。
下雨谁看不见？下雨有什么可激动的？一位小姑娘被他叫得心烦，骂他“神经病”！
他生气地嘟哝：久旱下雨，就是新闻……转身背起相机冲向大雨滂沦的大街小巷。晚上回来，浑身湿透，却眉飞色舞，捧给编辑一摞千姿百态的雨中人物照片，连骂他神经病的小姑娘也高兴地夸他“唐老鸭真聪明”。一组《雨中曲》专题照片发到香港，大受报纸欢迎。
这以后，他仍然经常犯“神经病”，又经常在挨骂之后得到夸奖。
他拍的照片越来越多，他的要求也随之多了起来。两台尼康已经不在话下，他还要bp机，要无线电话，要汽车，车上还要有麦考尔用的那种警灯，遇到紧急情况，能像麦考尔那样，把警灯往车顶上一放，红光闪烁，警笛长鸣，通行无阻。这过程中，又不知多少次挨骂。但他坚持，今天要，明天要，向主任要，向社长要，一遍一遍地向上司宣传，这些东西都是记者必备的。他的要求终于被理解，除了麦考尔的警灯没指望，专用汽车在国内暂时也没条件。bp机和无线电话到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名片上加印四个字：“昼夜工作。”摄影部成立新闻中心的头一年，几乎每天都有他“昼夜工作”的成果。
他的要求没完没了，从要设备，转而要任务。
山西大同、河北阳原间发生地震，电台广播后刚半小时，他已从家里骑车到新华社，连蹦带跳地冲进摄影部值班室，全身颤抖地抓起电话要国家地震局。买10包饼干，乘一辆“大发”，飞车千里，赶在救灾的解放军之前到达震中地区。连续38小时工作，向全国和世界各地发出第一批独家新闻照片。
北大生物学家到秦岭考察野生大熊猫，正是秦岭山区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他穿着普通的羽绒衣跟了去。在海拔2000米～3000米的林海雪原跟踪搜索。人过竹林中的大熊猫通道必须爬行，竹丛上一寸多厚的积雪灌进脖子，两层防寒服都湿淋淋地贴在脊梁上，大头鞋也灌满了雪水。但能拍到完全在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大熊猫，就足以补偿一切。当大熊猫在雪原上消失，他的眼泪滴在取景器上，融化了上面的积雪。他珍惜这年冬天的经历，说一辈子也忘不了。
为了揭开可可西里神秘的面纱，他随国家科考队去了海拔五千多米的无人区。那里严寒、缺氧、干旱、强辐射，由于从来无人涉足，被称为“神秘的死亡地带”，轻微的感冒就可能导致肺水肿，几小时内丧命。死亡的威胁挡不住他对那“野生动物乐园”的向往。为了追拍云端里的野牦牛，走几步就得扒在岩石上喘粗气，肺像在油里煎，几乎要炸裂。这光景，他竟能生出无限的遐想：从“乞力马扎罗的雪”到“走出非洲”。
海湾战云密布，他一份报告又一份报告，以至直接上书社长，要求派他去拍摄第一手战地照片，和美联、路透们比个高下。40天工夫，他从巴格达到安曼，又从安曼到特拉维夫，单枪匹马，拳打脚踢，已经有近30幅照片和6篇文章见诸报端。
在新华社三年，他去了不少没人去的地方，都是他自己要求的。惟有一次例外，1989年初春去德国多特蒙德采访第40届世乒赛，是组织派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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