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性、抽象性、片面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特征。
人类经济活动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经济发展规律是社会生产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只研究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不能从总体上研究经济规律，把握经济本质，所以政治经济学是前经济学。
这门学科对于研究经济问题只有理论性的指导作用，但是却能更好地将经济活动与政治作用联系在一起，是政治家们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
一个政治家，不能不研究经济学，但是过多地参与经济研究，只会让政治成为经济的附庸。
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政治与经济形成有效的结合，让政治家们了解经济，却不能臣服于经济的支配。
所以说，开设这门学科，实际上是周南的私心，虽然他的学生有数百个，虽然他一直用德语教学，但是他真正重视的，还是三十个来自南华的学生们。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却不是他们，而是那些来旁听的政治家们。
因为许多问题在他们这些学生看来，还是复杂的学术问题，但是对那些政治家们来说，周南却拨开了政治经济之间的迷雾，让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每一节课的内容流出后，都会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卢塞恩日报甚至专门开设了一个专栏，每天都在刊登周南的讲课内容。
除了每天的讲课，周南就在忙着写新书，谢绝了所有的应酬，也拒绝了所有的会议邀请。
博物馆已经开始动工，在坚硬的山岩上开挖根基，是一件很费工的事情，大部分时候需要动用炸药，也让农场外面经常传来炸药的轰鸣声。
周南虽然忙，但是却有了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但是奥黛丽就辛苦了。
她缺席了一个月的课，马上又要跟周南去亚洲，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在补课。
林先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毕业于美国高校的她拥有的学识不是周南这个偏科生能比的。奥黛丽现在学的高中知识，对她完全没有难度，难得的是她还能深入浅出地跟奥黛丽讲明白。
也是因为有她在，奥黛丽虽然落下了一段时间的课，却很快追了上来。
十二月九日下午，周南带着埃廷尼和施托尔科，在瑞士教育部官员的陪同下，从苏黎世登上了前往斯德哥尔摩的飞机。
这一次周南没有让奥黛丽请假陪他一起去瑞典，因为他很快就会返回，主要的庆祝活动也是在瑞士。
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是一项巨大的荣誉，但是周南很清楚这里面的政治性。如果没有大的变化，明年的和平奖恐怕也会归他所得。
发起了欧洲复兴计划的他如今在欧洲可谓是欧洲人民的“大恩人”，每个西欧国家，现在都把他当做最重要的嘉宾。
诺贝尔奖现在也不过是欧洲对他的嘉奖，所以，这并没有什么太值得称道的地方，更不会让周南被这个奖给冲昏了头脑。
一个小时后，飞机就在大雪纷飞中，降落在了斯德哥尔摩机场，而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六世，亲自到机场迎接了他的到来。
这位古斯塔夫六世也已经六十五岁了，但是因为他的父亲是瑞典王室最长寿的人，所以他现在仍然是一位王太子。
在苦逼方面，也只有后世的查尔斯比他更苦逼。他好歹在三年后也登上了王座，并且当了22年的国王。
但是查尔斯，七十岁了仍然是王太子……
十二月的瑞典，因为在北极圈边缘，下午四点天就已经黑了下来。再过一段时间，这里就会经历短暂的极夜现象。
不过因为大西洋暖流的影响，这里的冬季并不算特别冷。整个欧洲，也是受益于这种气候，所以才能在位置如此偏北的地区，成为近代人类文明的中心。
周南坐上了王室专程迎接他的汽车，在大雪中来到了皇后岛上面的斯德哥尔摩王宫，并且受到了已经将近九十岁的古斯塔夫五世的接见和热情款待。
瑞典这个国家跟瑞士一样，也是一个位于夹缝中的国家。他们距离苏联太近，所以受到苏联的威胁也是非常严峻的。
在二战中，王室偏向于纳粹，政府偏向于中立。所以导致他们在二战的定位非常混乱，有时候跟着德国，有时候跟着苏联走。
在二战结束之后，他们没有受到太大的清算，但是王室的所有权力被剥夺。
而且，现在的瑞典，可以说是一直笼罩在苏联的阴影之下。
王室虽然被剥夺了所有权力，只变成了一个象征，但是毕竟还是一个王室。
周南的到来在政府层面不方便受到太热情的款待，因为他们离苏联太近，根本不敢在政治上靠拢西方，或者太亲近周南。
这个时候，王室出面是最合适的。
如果是去年，周南跟苏联的关系处于蜜月期，瑞典政府肯定会毫无忌讳。
但是今年以来，周南的欧洲复兴计划的正式实施，特别是南华在全境范围内抵制红党以后，所有的红党改头换面，周南跟苏联的关系就岌岌可危起来。
虽然现在双方没有明确的对立，周南的授课，一直也有苏联方面的官员旁听，但是双方的关系却进入了冰河期。
这样的时候，瑞典根本不敢随意明着跟周南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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