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当维多利亚真正登上辉煌的御座以后，那接二连三的来信与忠告已别具意义：他试图影响操纵英国的女王吗？他是在利用自己的家族地位来巩固自己的政治位置来实现影响全欧洲的野心吗？
利奥波德正有这番意思，夏洛特公主的早逝破灭了他统治这个欧洲最强盛的国家的野心，他强忍着失望在僻静的克莱尔蒙特过着相当长的一段孤寂的日子。现在，他已是比利时的国王，他的那位一向在他面前百依百顺的外甥女做了英国的君主，他有什么理由不重新拾起过去的早已逝去的那份理想与抱负？甚至，他的胃口更大：如果不能使一国之君克服宪法的障碍，去左右外国的政治，那么皇室的攀亲意义何在？英国的女王是他的外甥女——非但如此——简直就是她的女儿：他的心腹代理人斯托克玛又正备受恩宠地住在白金汉宫，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笨伯和昏君才会失去这样的良机，即在英国大臣们的背后，利用个人的影响，将自己的意愿加于英国的外交政策。
对此，利奥波德充满了信心，因为在他的眼中，外甥女还是个不成熟的孩子，她是那么的孱弱而温和，那么的幼稚而单纯。
于是建议与忠告没有因为维多利亚的即位而有丝毫的收敛，甚至更加频繁。在她即位后的第一封信里，他即劝告这位年轻的女王，在一切可能的场合，都应该强调自己的英国出身，赞美英国国民，他向她力荐英国国教，他知道，对于那些执拗的英国人来说，要想巩固自己的位置，获得国民的良好印象，这一点极其重要。他还劝告她“在你要对任何重大的事情做出决定以前，最好能和我商量：这也会使你有从容不迫的时间。”
也许是过分的自负蒙蔽了自己的双眼，也许是那份急于实现的野心使他失去控制，也许是外甥女那一向单纯、幼稚的外表欺骗了他，总之，他是错误地估计了眼前的这位年轻的女孩子。重大的事情最好都要和他先商量？女王眉头略蹙，这个在过去也许会被她当作理所当然的劝告现在却显得那么的刺眼。
她仍旧很热情地给舅舅回了信，但却少了一份洗耳恭听的忠诚，信很含糊、很草率、漫不经心、大而无当：“你的忠告对我总是最重要的。”
利奥波德当然感受到女王的弦外之音，这枚软钉子使他暗暗惊讶于外甥女的厉害。但他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的坚定与执拗也是出了名的，他决不会轻易放弃自己认准的事情。
建议和忠告仍旧不断地邮到女王的案前，只是显得谨慎一些了，他不再那么赤裸裸地谈论自己，比如关于德列文夫人，那个在维多利亚身边总想刺探与己无关的事情的危险分子，他提醒维多利亚留心，“有一条原则我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即未得到你的允许，永远别让人们谈论你本人或是你的事务。”如果这种事儿发生了“便岔开话题，让那人明白他犯了一个错误。又比如如何把官方不愿意明说的事情说出去，他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他指出任何信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邮递中要被人拆看，这无疑很不方便，但一旦运用得好，也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一直为那些要塞的事受着普鲁士的困扰，现在我们可以告诉普鲁士政府很多事，都是我们不愿意以官方名义对他们说的，让大臣给我们在柏林的人写一道公文，然后邮寄出去，普鲁士人肯定要拆看，这样便知道了我们想要他们听到的话。”
但这位比利时国王的耐心在一场外交危机的纷扰中丧失殆尽。在他与法国、荷兰争夺殖民地的周旋中，他处于被围攻的窘境，他渴望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而此时的英国政府却明显地想采取中立的立场，他再也没有耐心谈论那些遥远的别人的事情：“我所请求陛下做的一切，只是请您偶尔地向大臣们，尤其是尊敬的梅尔本勋爵表示，只要不违背您本国的利益，您不愿意自己的政府率先采取这样的态度，以致顷刻间毁了这个国家和您的舅舅及他的家庭。”
但维多利亚却表现出了相当的“耐心”，她的回信拖延了一个多星期。在信中，满版满页都是对于舅舅的热烈的依恋与感激，而对于自己的对外政策却绕来绕去，没有半点实质性的表露：“千真万确，我最亲爱的舅舅，如果你觉得我对于你的热烈而诚挚的依恋以及对你的衷心的爱戴会被改变可就大大地错了，任何事也不能使它改变”，“无论梅尔本勋爵还是帕麦斯顿勋爵对比利时的繁荣与富强都一直极为关注。”
她这样做一面是英国“坐山观虎斗”的政策使然，另一面也是她试图搬掉自己面前那座威严的大山以显示自身强大力量的一次挑战。
维多利亚女王赢得了这场挑战，显示了自己的威严。
一个又一个的软钉子使利奥波德极为尴尬却又不好发作。艰难的处境迫使他决心豁出去来一次大胆的进攻以试一试自己作为国王的魄力与舅舅的权威来使维多利亚就范，他几乎失去了他惯有的态度，他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给维多利亚写道：
你从来就晓得，我从未求过你任何东西……但是，如我先前所说，假若我们不当心，后果将是严重的，它将多多少少影响到每一个人，而这应该是最值得我们思虑留心的事情。我亲爱的维多利亚，我依然是你亲爱的舅舅利奥波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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