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维多利亚的老一套又来了，当阿尔伯特在男爵的激励下，鼓足勇气试图和维多利亚讨论政治的时候，她先是逃避话题，大而化之地言论一番，随即便转而谈起别的事情来，显示出一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狡诈。看来利奥波德当年的“锦囊妙计”不仅使自己饱尝了苦果，而且还远远地殃及他的在英国的继承人。而当阿尔伯特对妻子的行为表示不满时，女王的解释只是由于懒惰所致，或者说，只要和他在一起她就无法忍受让类似政治这种枯燥无味的东西来烦扰她的头脑。这一切冠冕堂皇，令阿尔伯特烦恼之至却又奈何不得。
不仅如此，阿尔伯特甚至感到他的私人生活也极不自由。在女王的全部私人生活中，那个成天像幽灵一样飘忽于皇室的莱恩男爵夫人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女王甚至可以赶走她的母亲却不愿和男爵夫人远离一步，她的卧室仍在女王的隔壁，女王的所有私人信件依旧由男爵夫人处理，男爵夫人表面上不插手政治，而实际上，何为公，何为私，区别总是微妙难辨或者说正是这种公私难辨的影响才最为隐蔽，潜在而巨大，现在男爵夫人还是皇室的总管，把持着内库的要职，女王的所有私事都先征得莱恩的同意方能去做。阿尔伯特感到他和妻子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在隔壁那一双锐利的眼睛的监视之下，极不自在。而更糟糕的是女王对这一切毫无反应。
他应该有个私人秘书，但他却无法自己挑选，而必须由梅尔本勋爵来指定，梅尔本决定让王子接受他自己的私人秘书——乔治·安森，一个忠诚的辉格党人。阿尔伯特提出了抗议，他早已感到了一种被激进的辉格党人包围得极不自在，但他的抗议根本就不顶用。维多利亚似乎是与梅尔本勋爵串通了似的，她轻描淡写地通知他说安森已被任命了，并指示由莱恩向他解释。
最使阿尔伯特发火的是他与妻子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冲突，这种冲突几乎无处不在。阿尔伯特是在礼仪简朴、早睡早起的斯巴达式的生活中长大的：他从不涉足一般的社交场，也从不在伦敦街头散步，甚至在骑马或驾车时总要有一名王室侍从陪着，在维多利亚看来，他多少有些过于拘谨、生硬和古板，而在阿尔伯特的眼里，英国人当然包括他的妻子所关心的只是打狐狸，做礼拜，英国人摇摆于过分的浮浪和过分的阴郁之间，他们不懂得思想法则，也不理解德国大学的机智，他决无理由为讨他们的欢喜而去注重礼节了。而维多利亚，这个在与阿尔伯特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女人，看惯了各种各样的豪华与高贵的场面，在盛大的宫廷宴会上，阿尔伯特斜歪着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而维多利亚却正与高贵的绅士们忙着呢，疯狂地跳舞，通宵达旦，然后是到宫殿的门廊前眺望旭日从圣保罗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塔顶后面缓缓升起。阿尔伯特讨厌伦敦的一切，特别是那种如梦如影的夜生活。阿尔伯特经常找些科学家和文人在一起高谈阔论，而维多利亚却一成不变地和官员们交换陈词滥调，围着圆桌打牌或翻着铺满圆桌的版画画册。
但是，无论是阿尔伯特还是维多利亚，都不是容易屈服之人，他们谁也不习惯于做俯首顺命的角色，他们暗暗地较量着，晚宴上维多利亚的高谈阔论与阿尔伯特的鼾声比赛着，此起彼伏，不分上下。
有一天，王子怒气冲冲地把自己紧紧地关在自己的房间，不见任何人。女王也同样怒火万丈地擂门要求进来。
“是谁？”一声狠狠的发问，他当然知道是谁，但他明知故问，问话里充满了对女王的轻蔑与愤怒。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回答同样气壮如雷，充满了高傲与专横。
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什么动静也没有，门里门外都在揣测着，等待着。
还是维多利亚按捺不住。“呯、呯、呯。”又是一阵敲门声。
“是谁？”
“英国女王！”
门依然紧闭，仍然是死一样的沉默。
敲门声再度响起。只是这一回明显地轻柔了许多。
“是谁？”
“你的妻子，阿尔伯特。”在丈夫面前，维多利亚终于放下了所有的威严。
门立即打开了。
这一次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之后，新的转机开始了，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终于涉过了他们的感情危险期。阿尔伯特的地位随即扶摇直上，而维多利亚也渐渐真正地深入到丈夫的本质之中，她发现自己过去对于阿尔伯特的理解只不过是皮相之见，现在她的阿尔伯特如同浩瀚的大海正一天一天地将她吞噬，而她也在这吞噬中感到了极大的欢乐与满足。
五、他用不着再犹豫了——他的所有的愿望，所有的微弱的要求一说出来，就会马上变成维多利亚的了。
方便之门一夜之间忽然都向阿尔伯特敞开。
1840年年底，就在他们的大公主即将问世的时刻，议会授予阿尔伯特在女王不测时以摄政权，这意味着阿尔伯特对于政治的关注与建议将不再被视作一个“外国人”对于英国政治的干预而遭非难。从此，阿尔伯特开始毫无顾忌地研究政治，他读布莱克斯通的著作，学习英国的法律，女王接见大臣他也能时常出席，而国家所有涉及外交事物的文件他也得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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