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5月1日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首届万国博览会在欢欣鼓舞和万民欢呼的气氛中开幕了，女王亲自主持了开幕式，并为此剪了彩。博览会玻璃大厦高耸矗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令成千上万的人民激动不已，就连最怨恨的嘲笑者也为如此巨大巍峨的工程所折服，加入到赞美大合唱的行列。这座耀眼夺目的大厦不仅是博览会的象征，也是维多利亚统治下强盛的大英帝国的象征，也是维多利亚本人作为帝国国王威仪的象征。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是英帝国主义殖民罪恶的象征。因为英帝国主义的强盛是建立在对本国无产阶级压榨特别是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剥削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在19世纪中叶以后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除了它当时在技术上比别的国家的先进因素之外，对庞大的殖民地的残酷掠夺，是构成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相对稳固的重要基础。因此，当维多利亚女王笑逐颜开之日正是殖民地人民呻吟之时。但傲慢而自尊、虚荣的维多利亚做梦也不会去做这样的比较。现在，她只看到各国的国旗在和风中轻拂飘扬，玻璃喷水池吐出一朵朵雪白的花朵；德高望重的威灵顿公爵颤颤巍巍地走来，从乔治三世到现在，他经历了多少稀奇的世事，参与过多少次盛大聚会，却从来未曾见如此气派的场面；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失去了平日的肃穆，他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平稳的祈祷今天也变得飘忽不定。紧接着600张欢乐的嘴齐声高唱《阿里路亚》。展览会举行了整整六个月，六个月里，吸引了600万以上的参观者，创下了16.5万镑的利润，整整六个月，全英国都沉浸在一种狂热的忘我之境中，人们不仅看到了现代工业文明之伟大，更感到了帝国的强盛与辉煌。女王夫妇此间在英格兰北部做了一次凯旋式的旅行，就连远在海峡对岸的巴黎，也为博览会委员会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女王激动地写道：
5月1日是我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是有史以来最美丽、最庄严、最动人的景观，是我心爱的阿尔伯特的成功……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自豪的一天，我再也想不出别的什么了。阿尔伯特的美名将随着这项伟大的业绩而流芳百世，他自己的，和我自己的亲爱的国家亦显出无愧于此，这真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朕感谢上苍赐许朕与一位如此伟大、如此高尚、如此杰出的王子结合，今年将永远是朕一生中最自豪最幸福的一年。博览会的闭幕日，正是朕同王子订婚12周年，这真是一次奇异的巧合。
二、女王夫妇再也不能容忍帕麦斯顿无视君上的态度，就把他挥到了一边。
正当阿尔伯特时来运转因为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的成功而使他在处理国家事物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之际，也正当女王陶醉在丈夫为她所带来的种种荣耀之际，有一位大臣却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处处与他们作对。
这个人便是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
在帕麦斯顿眼里，阿尔伯特只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异国青年，他出人头地的惟一理由是他碰巧娶了英国女王，帕麦斯顿瞧不起这位青年，那种过于拘谨的样子，他没有一点英国人的浪漫与激情，他甚至不会社交，尽管他纵马打猎的非凡身手使帕麦斯顿暗暗惊讶这位冷静理智的青年居然还有这一手，但他很快让那些富于幻想的浪漫的英国人大感失望，他曾不止一次的表示，他不过将骑马当作一种锻炼或是交通上的便利，而决不是一种游戏。这使得帕麦斯顿的鄙夷更进一层。
与阿尔伯特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英国人，干任何事情靠的是直觉本能，而不是理智，是热情、冒险而不是冷静、稳重。有一件事典型地体现着帕麦斯顿的气质。有一天他从奥斯本回来的时候，由于他一贯不遵守时间而误了回伦敦的火车。他指令开一趟专列，但是站长十分为难地告诉他当天那个时刻在此线路上安排专列是极其危险的，帕麦斯顿固执己见，声言他必须立即赶到伦敦有要事要办，刻不容缓。站长在全体职工的支持下坚持反对意见，他说铁路局可负不起责任。
“责任？我来负。”帕麦斯顿以一副傲慢专横的口气说道。
站长下令加开专列，外交大臣一路无事，准时赶到伦敦办事。他的冒险又一次成功。
即便是在处理国家大事上，帕麦斯顿也往往体现出他的随意与冒险。他傲慢专横、惟我独尊，根本就不把女王放在眼里。
早在10年前，即1840年前后，在东方的中国，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使英国人颜大失，一批鸦片贩子及其他与侵华利益关系密切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狂势叫嚣要用大炮来对付中国，当时担任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作为殖民主义政策的忠实拥趸，此时显得异常活跃，他曾宣称：对中国的惟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做解释”，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的以免节外生枝，在他的鼓吹与策动下，与内阁一道竟然未向女王奏准便组织了一支舰船48艘，大炮540门，士兵4000人的“东方远征军”，发动了震惊世界的鸦片战争。虽然战争的最后结果——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使女王尝尽了作为殖民帝国君王的体面与威仪，但帕麦斯顿的先斩后奏、无视女王的行径使得年轻气盛的女王暗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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