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桩普普通通的诽谤案使
众多名人走上法庭
案情梗概
维克多·克拉维钦科曾是苏维埃高级官员， 1944年4月4日夜，“他
投向了西方”，向美国要求政治避难，美国接受了这位叛逆者。1946年2月，
克拉维钦科的回忆录《我选择了自由》在美国出版发行，成为轰动一时的畅
销书，同时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国家出版。1947年11月12日，由著名
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拉贡领导的共产党文学周刊 《法兰西文艺报》发表了一篇
标题为 《克拉维钦科的书是怎样出笼的》文章。文章说，《我选择了自由》
一书完全是美国情报部门一手策划，用以诋毁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取
得的巨大成就。文章还说克拉维钦科其实是一个酗酒成性的酒鬼，他所以“选
择自由”完全出于无奈，因为他的贪污行为已被发现，即将被检察官逮捕。
克拉维钦科阅读此文之后，聘请了抵抗主义运动著名知识分子乔治·扎
伊尔做辩护律师，于1948年1月正式向巴黎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法兰西文
艺报》犯了诽谤罪。
该案由巴黎法院第十七轻罪庭审理。
1949年1月24日星期一，克拉维钦科诉《法兰西文艺报》诽谤案在巴
黎法院开庭。
由三名法官共同审判这次案件，迪尔凯姆上庭负责主持整个法庭辩论。
在被告席上，坐着《法兰西文艺报》的主编克洛德·摩根和新闻记者兼
评论家安德列·维尔塞姆，紧挨着他们的是《法兰西文艺报》为此次诉讼组
织的强大律师阵容。首席律师若埃·诺德曼以辩才而著称，协助诺德曼工作
的马拉塔索、布吕迈及布律尼埃也都非等闲之辈。在被告的对面坐着维克
多·克拉维钦科和他的律师乔治·伊扎尔和埃兹曼。
克拉维钦科首先站了起来，不紧不慢地念道：
“美国给了我自由，拯救了我的生命。现在我请求法国的法官们主持公
道，确认我这一作法的正义性……”
“主持公道的法国法官将确认你这一作法为无耻的叛徒行径。我们将在
法庭上揭穿你虚伪的嘴脸。”克拉维钦科的发言还未念完，便被维尔塞姆的
反唇相讥打断。
克拉维钦科勃然大怒，恨恨地用拳头敲击桌面。迪尔凯姆庭长迅速插话，
以控制局势：
“双方当事人，请控制自己的情绪，法庭不是吵斗的场所。你们各自有
什么事实和证据可以提出来吗？”
被告的首席律师若埃·诺德曼请求传讯自己一方的证人。
第一批出庭作证的全是法国人。首先讲话的是路易·马尔丹·肖菲埃先
生。他回顾了自己在集中营的遭遇：
“我们40多个人被关在一间漆黑的小屋里，屋里遍布跳蚤和臭虫。我们
每天被迫干14个小时的活儿，而仅得到几乎不够维持生命的少量食物。那时
我们唯一的寄托便是一台偷偷藏起的小收音机，我们用它收听苏联红军的广
播。最后苏联红军打到了德国东部，我们被解放了并且受到了良好的对待。
最后，终于死里逃生返回了法国。在这里，我要大声宣布，我将一辈子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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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了我的苏联红军……”
最后，路易·马尔丹·肖菲埃先生断言：
“克拉维钦科的书只会对德国有好处。他不仅背叛了自己的祖国，而且
背叛了所有的盟国。他试图分裂他们。在战争期间，他的行为是在为德国人
帮凶，在战争胜利后的今天，他的行为是在破坏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共产党议员、前部长弗尔南·格雷尼埃接着发言，随后作证的是皮埃尔·德
布雷，《基督显现》报社的记者。他说：
“我不是克拉维钦科的政敌，但我准备以事实和理性对他的书进行历史
的批判。凡是看过《我选择了自由》一书的人都不难发现，书中充满了赤裸
裸的恶意和怨恨，它完全无视苏联人民的伟大建设成就，完全忽略了苏联在
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卓越贡献。书中的荒谬与偏见是一看即知的，它完全
不顾历史事实地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与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这难道不是
在刚刚获得和平的世界上散布仇恨与敌对的种子吗？我们有理由相信，凡是
一个具有健全理性、热爱和平的人都不会写出这样一本偏颇的书来的……”
1949年1月26日第三次庭审，史学教授让·巴比把听众引入这次诉讼
的真正意图中：克拉维钦科是书的作者吗？巴比先生语言坚决地断定：
“这本书没有一行是出自克拉维钦科之手，俄国文学中从未存在过这样
的体裁，它属于美国民间风格。”
原告的律师乔治·伊扎尔起身抗议：
“请问巴比先生凭什么断定此书不是俄罗斯风格呢？我请求法庭对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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