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四滴血迹;而且在审判时,他还说他曾叫方先生注意这些。然而遍查丹尼
斯·方的笔记,却丝毫未提及血迹,也未提及福尔曼讲过什么话。对此,犯
罪学家承认说,他自己也发现少了至少一、两滴血迹,然而并未记在笔记本
上。
丹尼斯·方第五天站在贝里·谢克面前接受他的交互询问时,几乎疲于
应付了。他宣称,在6月13日那天,他亲手把一管辛普森的血样拿出被告家,
放到了警车上面。然而这一点,却显然同先前旺内特尔的说法矛盾——丹尼
斯·方曾经被这位警探说成从他的手里得到了血样。
到4月18日,丹尼斯·方终于完成了他长达九天的作证。
辩方律师卫在DNA检验问题上向控方发起了强攻
脱氧核糖核酸,简称 DNA,是存在于细胞核内用于储存遗传信息的巨大
分子。由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DNA分子组成,这项技术便继指印和血型研
究之后,成为另一个重要的检测项目。如今,在辛普森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DNA检验的可靠性及DNA证据的适用性等问题,又一次变成了双方律师争论
的焦点。
辛普森的律师们在DNA证据方面毕竟有懈可击。这里最重要的失误就是
在收集血液样本的过程中存在着草率的现象,而且这一点已经被收集血样的
警方人员所承认。其次,对DNA进行检验的实验室程序也存在着缺陷。
5月8日,起诉方首先传唤证人罗宾·科顿,这位塞尔马克公司的实验
室主管,从而正式揭开了DNA证据出示过程的序幕。
在艰难的作证过程中,科顿博士极力通俗易懂地向满脸惶然的陪审员讲
解复杂的技术问题。经过分析,可以断定起诉方提供的血样“相似于”辛普
森先生的基因类型,而且起诉方的血样来自辛普森太太和戈德曼先生身边的
血泊;因此,辛普森先生就是这些血液样本的“提供者”。
“这种类型与辛普森先生的类型相容,看上去也极像。”她指点着显示
屏上的照片,告诉陪审团说。
乔治·克拉克,这位来自圣迭戈的法律专家,适时地提出一个引人关注
的问题。他想知道血样是否能够败坏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他人的DNA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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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得同辛普森先生相符。
“我曾经见过DNA类型败坏到根本无法解读。”科顿博士说道。
“那么,这种败坏是否能使得一种类型的DNA变成类似于其它类型?”
“不,不会的。”证人断然说。
对罗宾·科顿博士的交互询问由纽约律师纽菲尔德先生负责。他首先把
矛头指向DNA分析的统计原则,询问这项由国家研究人员确定的原则到底有
多大程度的可靠性。
科顿女士回答:“它们只意味着本身的含意,除此之外不意味着任何问
题。”
纽菲尔德继续引导,直到让证人说出了“有些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为止。
“可这不是你的估计吗?”他问。
“是我们实验室的估计。”
这时,伊藤法官进行了干预。他让陪审员们退出法庭,告诫律师们说,
他们之间的争论不应“不论证证据,不出示证据,而只是无谓争论”。
在这一天的交互询问当中,纽菲尔德律师不断向科顿博士提出DNA证据
有效性的“假设性问题”。他的问题尖锐而具挑战性,以至于多次遭到起诉
方的拒绝和伊藤法官的警告。
在这一天的终了,纽菲尔德律师询问证人“她是不是同意”基于DNA的
人口统计学在科学界引起了“实质性争论”。
“只有一小批科学家反对此项统计。”她承认道。纽菲尔德立刻问她有
多少人。
“一小部分人吧。”证人说。
纽菲尔德立刻读出将近20名科学家的名字,问科顿博士是否承认他们的
工作,对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她都草率地答道:
“不。”
在下一天的交互询问里,纽菲尔德律师开始显露锋芒。他终于把矛头直
接指向证人本身,试图瓦解她的证词给起诉人的观点加上的科学色彩。
纽菲尔德律师指出,在证人来洛杉矶作证时,塞尔马克每天要付出一千
两百块钱,那么,“塞尔马克是供人租用进行DNA检验的公司吗?”
这个问题引起诉方的一片抗议浪潮。于是,纽菲尔德律师改变了提法。
“塞尔马克实验室是一家商业机构,不是吗?”他问。
“是的。”证人说。
“那么,不仅仅由你从事实际检验,比如在本案中为起诉方所做的;你
还要一一举例说来这里作为专家作证,而向起诉方索取报酬。不是吗?”
“我来这里由塞尔马克付酬,我不索取报酬。”
“在一场评估DNA类型适当方法的争论当中,塞尔马克是否对其结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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