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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国国防部长在1996、1997、1998财年的每一份《国防报告》中都提到美国面临的多种威胁。但这种广角视野，并不是美国人能自觉保持的观察水准。1997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在其第一部分“全球安全环境”中指出，美国的安全将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是来自伊拉克、伊朗、中东、朝鲜半岛的地区威胁；第二是敏感技术的扩散，如核、生、化武器及投射技术、信息战技术、隐形技术等；第三，恐怖活动、非法毒品交易、国际有组织犯罪及移民失控；第四，大规模杀伤武器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在2015年以前，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国家不大可能出现，但在2015年以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地区强国或势均力敌的全球敌手。有人认为，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前景未卜，但有可能成为这样的敌手。”这份由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参联会通力合作的报告，显然仍沉溺于半是真实半是虚幻的所谓军事威胁之中。根据这份报告形成的1997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在对威胁的分析中，专以一节提到“不可知因素”，表现了美国人对未来威胁的悄悄不安。
[7]澳大利亚的小莫汉·马利克指出，影响21世纪国家安全的7个趋势：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的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这些趋势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威胁亚太地区安全的两类冲突根源。第一类为传统的冲突根源：大国的霸权斗争；成功国家民族主义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经济竞争；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第二类为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中的民族（种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所有这一切都对21世纪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多重威胁。这位澳大利亚人对国家安全的见解，比美国官方要略高一筹。（详见美国《比较战略》1997年第16期）
这种大安全观由于其载荷的增大，带来了目标的复杂化和实现目标的手段、方式的复杂化。因此，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目标得以实现的国家战略即通常所说的大战略，也就需要做出超越于军事战略甚至政治战略之上的调整，对涉及整个国家利益安全指数的所有方面进行通盘考量，把政治（国家意志、价值观和凝聚力）、军事因素与经济、文化、外交、技术、环境、资源、民族等参数叠加在一起，才能绘制出一幅完整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重合的“泛疆域”——大战略态势图。
任何人站在这幅态势图前，都会顿生望洋兴叹之慨：如此众多并且跨度巨大的领域，如此复杂以至自相冲突的利益，如此错综甚至彼此排斥的目标，怎么可能用一种统一的、单一的手段和方式去实现？比如说，用克劳塞维茨称之为“流血的政治”的军事手段，如何解决东南亚金融危机？抑或用同样的方式，如何对付在互联网上神出鬼没的黑客？结论不言自明，作为对大安全观层面上的国家安全的保障，仅有剑是不够的。独木难支。一个现代国家大厦的安全拱顶，已远不是军队这一根支柱可以独力支撑的。它的屹立不倒，关键在于涉及国家利益的所有领域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合力。而有了这种合力，还需要有把这种合力变成可以实际操作的方式方法。这应是一种把军事和非军事两大领域间所有维度、所有手段组合起来进行战争的“大战法”。与以往战争造就战法的程式相反，这种大战法一经诞生，势必将造就出一种既包容又超越所有影响国家安全之维的全新战争型态。而它的原理拆开来看并不复杂，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组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论二或是三还是万物，都是组合的结果。组合才有丰富，组合才有千变万化，组合才有多样性。组合使现代战争的手段增至近乎无限，从根本上改变了既往人们赋予现代战争的定义：用现代武器和作战方式进行的战争。这就是说，手段的增多在使武器的作用缩小的同时，也使现代战争的概念获得了放大。在一场从手段选择到战场范围都极大延展了的战争面前，那种仅凭军事手段就想迎取胜利旭日的愿望，恐怕大半会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痴迷下落空。眼下，所有怀有胜利野心的军人和政治家们，要做的就是扩张视野，审时度势，凭借大战法之杖，拨开传统战争观的迷雾——
去山那边迎接日出。
第五章 战争博弈的新着法
21世纪的战争艺术大师将是那
些以革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各种能力
以达到战术、战役和战略目标的人。
——伊尔·提尔福德
一切都在改变。技术的爆炸，武器的更新，安全观念的拓展，战略目标的调整，战场界限的模糊，非军事手段和非军事人员卷入战争的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当所有这些变化都聚焦于一点时，我们相信，战法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一革命不是为每一种变化寻求与之相匹配的战法，而是为所有的变化，找到一种共同的战法。换言之，为未来战争千变万化的棋局，找到一种以一应万的新着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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