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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信息战”的定义，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所下的定义是——在保护己方的信息、信息处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的同时，为干扰敌人的信息、信息处理、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网络以取得对敌信息优势而采取的行动。美国陆军FM100－6号野战条令认为，“国防部对于信息战的认识偏重于信息在实际冲突中的影响”，而陆军的理解是“信息已渗透到从和平时期到全球战争中军事行动的各个方面”（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P24－25）。“广义信息战是利用信息达成国家目标的行动”，美国空军大学教授乔治·斯坦对信息战下的这个定义，气魄显得比陆军要更大一些。布莱恩·弗雷德里克斯上校在《联合部队季刊》1997年夏季号上的文章中提到，“信息战是一个超出国防部范围的国家性问题”，这也许是对信息战之广泛性的最准确表述。
[7]“信息战”概念的内涵越来越扩大的情景正相反，美军中一些有头脑的少壮军官对“信息战”概念，提出越来越多的反话。空军中校詹姆斯·罗杰斯指出，“信息战并非新事物……那些断言信息战技术和谋略将必然取代‘兵器战’的人们是否有些太过自信了。”（美《海军陆战队》杂志1997年4月）罗伯特·古尔利海军少校则提出了“信息战方面七个误区：（1）滥用比喻手法；（2）过分夸大威胁；（3）过高估计自身实力；（4）历史的相关性与准确性；（5）回避批评的反常企图；（6）毫无根据的设想；（7）不规范的定义。”（美《纪事》杂志1997年9月号）空军少校玉林·怀特海德在《空中力量杂志》1997年秋季号上撰文指出，信息不是万能的，信息武器也不是“魔法武器”。对信息战的质疑并不限于个人，美国空军的文件《信息战的基础》对“信息时代的战争”与“信息战”作了严格区分，认为“信息时代的战争”是使用信息化武器的战争，如用巡航导弹攻击目标；而“信息战”则是把信息作为独立领域和强劲武器。同样，一些著名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埃略特·科恩提醒道，“同核武器并没有淘汰常规力量一样，信息革命也不会淘汰游击战术、恐怖主义或大规模杀伤武器。”
[8]用生物技术设计生产的大分子系统是更高级的电子元件生产材料，如蛋白分子计算机比现有计算机运算速度和储存能力高数亿倍。（《跨世纪的军事新观点》，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P142－145）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两句话道出了传统战争与未来战争的明显分野，也点明了在两类战争中武器与战法的关系。前者反映了处于自然状态下进行战争的人类对武器与战法关系的不自觉或被动适应，后者则预示了进入自由状态时人们对同一命题的自觉或主动选择。自有战争史以来，人们一直遵循的一条不成文的通则就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往往在先有了一种武器之后，才开始形成与之匹配的战法。武器在前，战法随后，武器的演变对战法的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这里固然有时代和技术的局限因素，但也不能说与每一代武器制造专家们都只考虑武器自身性能是否先进而不论其它的线性思维无关。或许这就是武器的革命总是先于军事革命的一个原因。
尽管“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句话就其本质而言是消极的，因为它的潜台词所折射的是一种无奈，我们却无意贬低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就是立足现有武器，寻找最佳战法。换言之，就是力求找到最能与既定武器相匹配的作战方式，从而使其性能的发挥达到最大值。今天，从事战争的人已经在有意无意间完成了使这一法则从消极向积极的过渡。只是人们仍然误以为这是落后国家在无奈中唯一可能采取的主动。殊不知就是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也同样需要面对这种无奈，即使富甲天下，也未必就能用清一色的高新技术武器去打一场费用昂贵的现代化战争[9]。只不过她在新旧武器的选择搭配方面有更多的自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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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即使在被人们称为是新式武器实验场的海湾战争中，也有许多老式武器和普通弹药发挥了重要作用。（详见《海湾战争——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附录》）
如果能找到良好的契合点，也就是找到最恰当适宜的战法，新旧不同代次的武器搭配使用，不仅能消解武器单一性的脆弱，还可能成为武器效能的“倍增器”。曾多次被人预言早该寿终正寝的B－52轰炸机在与巡航导弹及其它精确制导武器的结合后又重放异彩，至今仍未歇下它的翅膀；A－10飞机利用外挂的红外导弹，使自己具备了原本没有的夜间攻击能力，而其与阿帕奇直升机的配合相得益彰，更使这种70年代中期出现的武器平台雄风大振。可见，“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并不是消极无为。如今日益开放的武器市场，多元的武器供应渠道，为武器的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余地，多代次武器的大量并存，为武器间的跨代次组合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广阔也更可为的基础，只要破除把武器代次、用途、联结方式固定化的思维惯性，就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如果以为打现代战争就一定要靠先进武器，一味迷信这类武器的神奇作用，反倒会化神奇为腐朽。我们正处于以火药为标志的武器系统向以信息为标志的武器系统跃进的武器革命阶段，这期间会有一个相对漫长的武器更迭期。眼下我们无法预言这一时期有多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这一更迭没有结束，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就是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这样拥有先进武器最多的国家处理武器与作战间关系的最基本的办法。需要指出的是，最基本的不一定就是最有前途的。在消极的前提下积极进取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做法，而并非永恒的法则。科技进步在人类手中早已从被动发现变成主动发明，美国人提出“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设想，引发了武器与战法关系自有战争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变革。先确定作战方式然后再来研制武器，在这方面，美国人吃到的第一只螃蟹就是“空地一体作战”，时下沸沸扬扬正当红的“数字化战场”和“数字化部队”[10]则是它的最新尝试。这种做法标志着武器总是领先于军事革命的地位已经动摇，战法先行而武器随进或是两者相互砥硕、推挽前行构成了它们之间的新关系。同时武器自身也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演变，它的发展不再只是看单件武器性能的改进，而更要看武器是否具备与其它武器之间联结和匹配的良好性能。像当年高蹈独行的F－111因其太先进无法与其它武器匹配而只能束之高阁的教训已被汲取，那种企图依靠一两件高新技术武器充当“杀手钢”就能制敌于死命的思想显然已经过时。“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实验室特征的做法，既可以被视为一种主动选择，也可以被当成以不变应万变之策，它在酝酿战争史的重大突破的同时也隐含着现代战争的潜在危机：为一种尚在探讨研究中的战法度身定做一套武器系统，就如同为不知谁来赴约的盛宴准备菜肴，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之千里，从美军在索马里遇上艾迪德军队后一筹莫展的表现看，最现代化的军队也不具备调节众口的能力，应付不了不按常规行事的敌手。在未来战场上，数字化部队很可能会像擅长烹饪奶油浇龙虾的大厨师一样，面对坚持啃玉米棒的游击队员徒呼奈何。武器和军队的“代差”[11]也许是需要格外重视的问题，代差越近，代位高的一方战果越显著，而代差拉得越开，彼此间相互对付的办法就越少，甚至可能谁也吃不掉谁，从已有的战例来看，高技术军队难以应付非正规战争和低技术战争，这其中或许有某种规律存在，起码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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