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旁，江苏丰的心腹李德成站在一边。看着江苏丰愁得那样，李德成心里暗笑。过了一会儿，李德成小心地道：“局长，您看……是不是去卢家走一趟？”
这要不是这个时候，李德成这话是绝对不会说的，因为江苏丰和卢文昭一直较着劲呢，他们俩一直不怎么对付。
上一次唐福海的事儿，江苏丰没去见卢文昭，挺过来了，但这一次，八成够呛。
实在没辙了，江苏丰点头，道：“好，你去安排一下。”
安排个屁！心里蔑视了局长大人一下，李德成躬身出去安排了。
实际上，李德成出去就是到隔壁打个电话，问问卢文昭这会儿在不在家。
其实，这个电话在局长室里就可以打，但碍着江苏丰的面子，李德成只好多走两步路，到隔壁的屋子去打了。
不一会儿，李德成进来，禀道：“局长，安排妥了。”
江苏丰问道：“什么时候？”
李德成道：：“事不宜迟，您这就可以去。”
点了点头，江苏丰道：“好吧。”
这戏演的，跟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李德成跟在江苏丰后面往外走，心里一面鄙视自己的局长大人，同时也一面暗自得意。就因为他能始终不露痕迹地维护江苏丰的脸面，江苏丰才这么器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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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府在正阳大街。
这一刻，在书房里，卢文昭正大发雷霆，坚硬的枣木面桌子，被一式卢家横腿扫个四分五裂。
卢文昭如此愤怒，不是因为自己的私事，而是因为国事。
在今天的报纸上，刊登了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的演讲，题目是《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
在这篇演讲中，蒋介石为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做了辩护。
蒋介石认为，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政府对于外交有一定之方针，即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失国权之约，并尽力抵抗自卫，同时诉之国联，请其根据国联盟公约为公道正义之处置，以保障世界之和平。
循此方针，就大概不致犯错，但国人认为国联无制裁强暴之能力，要求政府退出国联，又反对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而要求政府对日宣战绝交。
蒋介石认为这是错误而危险的，他说：“寇深至此，国人尚群言庞杂，莫所折衷，余意政府必须明定外交方针，负责执行，以求此问题之解决，断不能因循坐误。”
蒋介石坚决反对对日绝交宣战，因为他认为中国没有国防实力，如果对日绝交宣战，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实力，绝不足以抵抗日军，如果开战，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必悉为敌人所蹂躏，到时候，就是想不屈服也不行。
而且，日本采取的是战而不宣的方式，目的就是避免宣战的责任，以减轻国际的责难。现在，我明明尚无可战之实力，而昧然对日绝交宣战，这不仅给日本把责任加之于我的机会和恣行无忌的口实，并且自己丧失了国联盟约的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的权利，还会背负中国破坏公约破坏和平的责任。
据此，蒋介石得出结论；绝交与宣战是绝路，是自取灭亡。
他说，我政府之外交方针，除对日绝交及对日宣战二者之外，其他方法皆可择而行之，国民唯有信任今日之政府，协助政府而且拥护政府之外交政策，无论用何种方式与行动，无论解决对日外交问题之迟速，皆应与政府以斟酌情势自由运用之余地，而我国民对政府唯一之要求，就在于绝对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一来，卢文昭一直都气恨难平，他既愤恨日本之猖獗，更对国民政府所应所对愤恨失望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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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章 有线索了
卢文昭交游广阔，他在南京的国民党高层也有朋友。。通过书信往来，卢文昭对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也相当了解。
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的内部斗争就已趋于白热化，尤其是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更是激起轩然大波，导致了国民党派系之间的激烈对抗。
1931年2月26日，蒋介石派人给胡汉民送去一张请柬，约28日于总司令部晚餐。
胡汉民如期到达约见地点，却遭到蒋介石的横加指责，随后就被兵警押送至南京近郊汤山扣押，软禁起来。
此事直接导致了以孙科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一些高级文官，南下广东，依靠粤系军阀代表、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军事力量，联合桂系、汪派，开赴广州，另立中央，讨伐蒋介石，并很快在广州形成了一个反蒋联盟。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也乘机猛烈抨击，以此逼迫蒋介石下野。
蒋介石在各方面的逼迫下，于11月19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表示“决心北上效命党国”。
大会通过“请蒋速北上，恢复失地”紧急动议案，全国随之掀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但蒋介石自食其言，全国舆论纷起抨击、挞伐。
12月初，日军准备一举侵占锦州，各地学生纷纷组织示威团奔赴南京示威，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浪潮，而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倒蒋气氛愈加浓厚，非逼蒋下野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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