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洪主张建设大农村，以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左右为一个大农村，也就是把十至二十个小村子集中为一个大村子。
农村太穷，几乎都是土坯茅草房。盖这种房子，最大的投入是人工。所以，集小村为大村，基本不需要政府投入多少资源。只要组织好了，很容易办到。
不论是将来，还是眼前，这么集中的好处太多了，而韩立洪这么做，眼前主要是和土地政策有关。
韩立洪主张不分地，不把土地分给个人，但也不是建人民公社，而是建公司，一个大村子就是一个公司，农民以土地入股，每一家每一户都是公司的股东。
这么一来，既保留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搞大锅饭，又使得农民在自身利益的客观捆绑之下，必定空前团结，保护自身利益的力量也就会大增。
集小村为大村，在这种土地政策下，农民保护自身利益的力量必然在原本的基础上又会大增，而且，除了这个，还有另外两个好处。
穷人也分三六九等，穷人里必定还有更穷的，在农村公司化的体制下，优势者得提携弱势者，但如果村子太小，优势者的负担就会相对很重，所以，集小村为大村，人多了，负担必然分散，自然也就容易了。
最后，这个好处的意义更深远。
农村要获得真正的发展，盘踞在农村的宗族势力必将是一个顽疾。
上一世，农村的宗族势力几乎被摧毁殆尽，但在富裕之后，宗族势力还很多地方又死灰复燃。
现在，集小村为大村，好些个宗族聚在一个村子里，大家可以相互制衡，客观上就把农村宗族势力盘踞的危害稀释了。
还有，既然是公司，就不会把盈利都发下去，会留下一部分做发展基金。这样，一个市，或者一个省，把这些发展基金集中到一起，开农村银行。
资本家或者地主对农村最大的一个损害就是高利贷，这不知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如果农民有自己的银行，可以用股份红利抵押贷款。
而且，通过农村银行，又可以把范围内的村子组织在一起，这样，农民就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和话语权。
农民历来是为国家做的贡献最大，却又是最弱势的阶层，如果一切顺利，那么，即便地方政府不公不义，但想要动农民的利益也难。
农民稳，国家就稳，虽然历史已经改变，但至少五十年，这一直都将是中国的现实。
对商，韩立洪主张建立各行各业的商业协会，并赋予商业协会真正的权力，使之可以在国家律法允许的范围内抗衡官员，甚或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保证他们只要正当经营，就不会受到干扰。
在赋予商业协会权力的同时，商业协会也要承担责任，比如对国计民生影响极大的囤积居奇的行为，就要由各行各业的商业协会负责管理。
当然，如果它们管不好，随之就是政府的雷霆手段，而且，后果要由商业协会相应承担。
谈到商，总理问道：“立洪，你对苏联的国有化怎么看？”
韩立洪道：“苏联的国有化是计划经济，美国的私有化是市场经济。抛开意识形态不论，这两种经济制度各有优缺点。”
总理听的很仔细。
“一种经济制度的好坏，实质上，就是整合匹配国家资源的效率问题。哪种制度整合匹配国家资源的效率高，那种制度就好，就是优越的。”
“计划经济是行政指令决定一切，市场经济是供求关系自动调节整合匹配国家资源。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组织力是市场经济国家比不了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如果决定正确，其效力要远远强于市场经济。但是，如果政策制定失误，也会得到执行，危害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比不了的。”
这时，总理问道：“立洪，你更看好哪一种？”
韩立洪道：“先生，实际上，区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还不是组织模式，而是需求模式。市场经济是真实的需求推动的，而计划经济往往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很难反应真实的需求。”
显然，韩立洪不看好计划经济。思索片刻，总理道：“事情都是人做的，立洪，可不可能把两种经济制度的优点结合起来呢？”
总理就是总理，韩立洪道：“先生，计划经济的缺点主要体现在民生上面，所以，这方面可以用市场经济来搞，而其他方面，比如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要抓在国家手里，再比如涉及民众整体福祉的东西，如教育、医疗也要以国家的力量来做，不能放任给社会。”
顿了顿，韩立洪又道：“先生，意识形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要做的是让国家强盛，让百姓安家乐业。当意识形态对此有促进作用时，我们就要意识形态，但不需要时，就要避免让意识形态影响到正确的决策。**讲究公平，但公平永远是相对的，如果追求公平会影响到国家的富强，那么，就要适当放弃一些这方面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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