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
韩立洪道：“整体而言，权贵和富豪阶层，他们中的败类比例要远远高于普通人，更因为他们比普通人强势的多，所以，立法一个必须的角度是约束这些人，而这就是东西方立法的本质区别。”
“诸位都是有大学问的，应该知道我们早就有完备法律体系，比西方要早的多。律法大兴于宋，当时人言本朝无一事无法条。王安石变法，法律成为官员必考的科目，每个官员自己就懂法律，所以他们是不需要律师的。但是，西方就不一样了，西方长久以来都是森严的等级特权社会，西方的律师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权贵服务的。所以，律师在我们这儿成了讼棍，而在西方则成了上流人士。”
宋朝是平民社会，由于官员们不用律师，于是律师就不得不专为老百姓服务，但给老百姓服务能赚几个钱，所以，宋朝的律师大都采取的是广种薄收的法子，靠增加案件数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但是，中国是人情社会，本就有息讼的传统，孔子就主张无讼，所以，哪有那么多的案件让他们来做？于是，律师们就开始制造诉讼案件，比如挑拨离间，让矛盾变成大矛盾，最后闹上公堂。
更有甚者，他们胡乱代理案件，比如代理孩子，代理昏聩的老年人，代理精神病人。
那个时候，这些问题刚刚成为社会问题，没有诉讼主体之说，律师就直接鼓动孩子打官司，或者挑唆智力不健全者打官司，造成的结果是，当事人即便诉讼成功，其财产也大多落入了律师的腰包。
这就是律师在中国变成讼棍的由来。
过度兴讼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社会问题，而一个合理的健康的社会，是不能让靠打官司赚钱的律师成为主流的，因此，从南宋就开始治理讼棍。
调解制度、诉讼主体、美国法庭要求证人说实话等等，都是南宋那会儿就有的。
详细解说了一遍之后，韩立洪又道：“西方的法律本质上是为权贵服务的，现在封建特权消失了，但代之而起的是资本特权，他们把法律弄得极其麻烦复杂，就是资本权贵和律师勾结在一起共同完成的。法律这种东西，规定的越复杂，漏洞也就越多越隐秘，而能找出这些漏洞的自然是律师，但是，谁能顾得起这些律师呢？当然是权贵。”
“站在什么角度立法是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宋朝的法律自然不是老百姓制定的，而是官员们制定的，他们和西方的特权阶层一样是统治阶层，但他们为什么要制定和西方不一样的律法？”
顿了顿，韩立洪道：“因为他们比西方人聪明，比西方人看的远，知道长长久久的道理，只有社会稳定，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才能享有好的生活，而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政府集权和西方的资本集权的本质区别。今天，说句不客气的话，在坐的一些人如果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就是膜拜沐猴而冠的猴儿。”
这话骂的太狠了，但仔细想想，韩立洪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把先进的英美比作沐猴而冠的猴儿，很多人一定不满意，因为猴儿比我们强大，他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比我们的老百姓好得多。但是，大家膜拜猴儿，千万不要忘了猴儿的屁股是红的，他们的富强是怎么来的。”
“几百年来，西方列强从全世界抢掠财富，是这些财富暂时缓解了他们国内的矛盾，但是，这种肆意抢掠的好日子不会永远下去，总有结束的一天。现在，我在这里可以断言，当他们不能靠劫掠来维持其强大时，他们的短视就必定会挖了西方的命根子”
同样的话分从谁嘴里说出来，这些话从韩立洪嘴里说出来，就必定要化成一场风暴。
紧跟着，全国性的大讨论又开始了。
这时，“精英”是很少的，逆向民族主义者更少，所以，这场大讨论的倾向是一面倒的。
――――
一九三九年的春节注定会铭刻在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心中，永远不会忘记。今年的春节，欢乐太多，华夏大地被一种叫“幸福”的东西浸润透了。
理解今年春节意义的中国人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对国家大事无知无觉的中国人，他们也同样被幸福浸润透了。
腊月十三，阎锡山率先在山西省宣布，三年之内，地租设定上限，最高不得过三成。
紧跟着，各省也纷纷宣布了地租设限的政策，不过，力度都比不上阎老西。
实际上，阎锡山这么勇也是没办法，逼的，谁让山西跟黑神军紧挨着，老百姓一个个眼珠子都跟狼似的，都盯着他呢。
各省纷纷给农民兄弟送春节大礼，自然不是地主老财们洗心革面，立地成佛了，很多省都跟阎老西一样，纯粹是被逼的，不得不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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