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尸炉位于西院的小平房，东端是焚尸炉，最西端是集体浴室。浴室平整的水泥地被“抹子”擀得很光亮，没有浴缸只有淋浴。整座浴室不是很高，我身高区区一米八四，抬胳膊就能碰到低矮的天花板。据美军“彩虹师”公布的普遍说法是，这里曾经是达豪的公共浴室，用来定期给“学员”搞卫生，洗浴中也扔进来一些来苏水、高锰酸钾给“学员”消毒。大战结束前，不知道哪个坏种加大剂量甚至导入煤气，把普通浴室变成毒气室杀人害命……
这种普遍的说法自然令我十分惊恐，仿佛上小学参观阴森的“收租院”。国社党的“集中营之母”连狱门都焊得精致绝伦，想不到到了二战尾声，修毒气室也匆忙草率，墙壁屋顶都缺乏足够的密闭性。再向前走就是所谓焚尸炉，据说狱方将根据死者形体大小，每炉“解决两到三人” 。
犯人居住棚式营房位于操场正中，一长排实木搭建棚户式建筑，四周连一棵树都没有。床铺是连体的实木框架结构，分为上、中、下三层，最上面的顶层已经接近寝室顶篷。空间十分狭小，只能爬着上床，床与床之间的距离仅可下脚，看上去就像码在一起的一摞棺材。每个犯人都有一个0.4米宽、2米高的狭长实木柜子，用以存放各自的私人物品。此外还有一个木凳供集中开会学习使用，和我在北大上学时发的木凳十分相似。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家具都完全是实木制造，插榫结构、做工精细，找不出一枚钉子。
六、全集中营的囚犯秘密哼唱《达豪之歌》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一面禁止娼妓、同性恋、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颓废艺术”，一面积极倡导法西斯唯美主义的“高雅艺术”。1938年6月，关在达豪集中营的奥地利音乐家齐佩尔博士，在营中组织了一支有14位乐手参加的“齐佩尔乐队”。他们在一个尚未使用的厕所里定期排练，举办“周日厕所音乐会”，每场15分钟，一个下午要演出好几场。齐佩尔博士在每天12个小时沉重劳改之后，再主动清扫厕所，只为有机会自由思考、自由创作。
1938年9月的一天下午，齐佩尔和作家朱拉·索耶弗做完苦工返回集中营。两人看着铁栅栏门上的“ARBEIT MACHT FREI”，不约而同相视一笑，同时触发创作灵感，齐佩尔抢先说：“这个题目能写一首好歌”。
几天后，朱拉把写好的歌词念给齐佩尔听，齐佩尔把歌词背诵下来，一个星期后，他为作家朱拉写的《达豪之歌》谱了曲。齐佩尔把这首歌秘密教给一位小提琴手和两位会弹吉他的犹太囚犯。想不到《达豪之歌》迅速传播，全集中营的囚犯们都秘密哼唱这首具有英雄气概的《达豪之歌》。随着口耳相传，《达豪之歌》飞过狱墙传到法国，再从法国传往英国、波兰、荷兰……
1996年我到加利福尼亚的唐氏农场学种地，二大妈把我送到附近的William Moreno学校学英文，老蝙蝠史蒂文森博士每天哼唱的就是《达豪之歌》和犹太民歌《Shalom Haverim（你好兄弟）》，可见《达豪之歌》比“集中营之母达豪”更流传久远。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达豪之歌》不仅以口头传唱的方式漂洋过海，还被收入东德出版的《集中营反法西斯歌曲集》，后来又被朱拉·索耶弗选入《朱拉诗集》。
达豪：集中营之母(4)
1988年9月23日，在奥地利施戴尔马克（Steiermark）州首府格拉茨（Graz）的一个岩洞音乐厅，30位年轻歌手、15名吉他手、3名大提琴手、2名低音提琴手、2名打击乐手，联合纪念《达豪之歌》诞生50周年。担任乐队指挥的就是84岁高龄的“劳改释放犯”齐佩尔博士，奥地利电视台将演出录像制成录像带。与此同时，另一位“劳改释放犯”朱拉·索耶弗也把《达豪之歌》收入他的唱片——《压抑的年代：战争中的奥地利》，这两位犹太艺术家都各自拥有自己的版权。
丘吉尔:盎格鲁－撒克逊为世界立规矩(1)
枯树、丘吉尔雕像、威斯敏斯特、按规则行驶的汽车。伟人虽然倒下，但他留下的规则继续影响全人类。
一、丘吉尔：“爷级”人物
我在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恍然悟出这样一条真理：历史由人民群众书写，但只许英雄豪杰署名。在柏林开往阿姆斯特丹的欧洲A2高速公路上，我开始把人分成四个等级：①制定规则的“爷级”人物；②执行规则的“爹级”人物；③遵守规则的“儿级”人物；④破坏规则的“孙子们”。
巴顿将军的贵族祖宗，因参与签署1215年的《大宪章》而名列爷级，规定了“人权至上、法律第一”的基础条款。英国首相丘吉尔将其发挥，后来居上成为爷中老大。“爹级”人物，盟军司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这样评价丘爷：“他是一位极有威望的大国领袖，逆境中勇敢坚定，顺利时尊重传统。他的信念异常强烈，勇于争论、善于应战。他对战争、军事问题研究深刻，即使与他讨论专业问题，也获益匪浅。” 至于阿登纳、吉田茂这些忠臣良将基本都是“儿级”段位；圣将山本五十六、近卫公爵、萨达姆则属于破坏规则的“孙子们”，玩好了轰轰烈烈瞎闹一场，玩砸了割地赔款、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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