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韩文焕、韩道昌、韩钧以身为饵、诱顾芝龙中计这事，富耿文是绝不想发生在他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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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蜀军随时有可能大举南侵的威胁下，思州兵此时是势如强弩之末，难对起义军再发动像样的攻势，但起义军的日子并不好过。
逾三分之一的将卒伤亡。
已经战死于沙场的将卒便不用提，上千名伤患缺医少药，每日在痛苦中煎熬、呻吟，更是严重打击到起义军的士气。
而此时已经入冬，山里天气温润，没有那么寒冷，但能寻得的食物来源越来越少。
而起事以来，起义军都被封锁在盘龙岭之内，隔绝于两县的主要产粮区之外，除了山寨里的存粮，没有新粮补充，此时粮食已经紧缺到拿嫩树芯刨开来制成干粮充饥。
不要说年老病弱者，青壮年长时间处于这样半饥饿的状态中，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富耿文代表湖南宣慰使黄化进山招抚，谭育良他们满心期待这一刻，但同不同意招抚，以怎样的条件接受招抚，以及又如何确认招抚不是诱他们下山围歼的诱饵，起义军内部是很大争议的。
当然，也有相当的起义军将卒，其兄弟手足死于思州兵的手里。
还有不少将卒的家人，因为没有来得及从被攻陷的山寨里撤走，遭到思州兵残酷的屠杀。
他们满心皆是仇恨，则坚决反对接受招抚。
不管内部的争议如何，就着富耿文进山，谭育良提出交还被叙州扣押的家人、在指定的区域内双方撤出兵马、留出缓冲区来，以及要求思州将一部分粮谷、伤药运上山，作为下一步进行接触谈判的前提条件，也是非常合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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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耿文便留在石河子寨，着部属往来传信，在黄化的许可下，十一月初二，冯缭便带着奚昌、奚发儿，与韩成蒙率百余人马押送谭育良、赵直贤的家小以及百余车粮秣布匹以及伤药，与富耿文以及思州所派遣的招抚官员会合后，一起走进石河子寨，正式开启招抚的谈判进程。
谈判名义上自然是以代表湖南行省的富耿文、韩成蒙为主，冯缭以及思州的官员为辅。
奚氏族灭，奚昌、奚发儿以及相当一部分的奚氏族人，当时就是都被冯昌裕贩卖到思州为奴，之后像奚昌逃亡出来找寻家人，与思州境内一些由逃奴主要组成的贩盐势力，还有过接触。
韩谦着奚昌、奚发儿参与招抚事，也是想进一步化解起义军将领的敌意，说服他们放弃对抗。
当然了，叙州很早就推行田税改制、土客合籍，将大量田宅授给收编的寨奴，赐贱为良，以及韩谦从金陵返回后全面废除奴婢旧制，对周边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起义军将领里，就有不少人曾被杨氏遣往叙州做工，了解这一状况，也深受其影响。
都不用谭育良他们站出来额外做工作，叙州遣人参与招抚，便无形消弥了相当一部分的对立情绪。
至少在大多数起义军将领心目里，并不担心叙州会出尔反尔，将他们诱出山屠杀。
这原本是最难跨越的一步，便轻而易举的跨越过去，最主要的争议便集中在具体的招抚条件上。
起义军将领哪怕是为了自身安全，也不可能放弃兵权，也就不会放弃普通将卒，就顾着自己接受招安、升官发财。
那样的话，太容易被过河拆桥了。
不仅谭育良、赵直贤他们知道这个道理，董泰等私盐贩子出身的起义军将领也有极强的警惕心。
所以接受招抚可以，他们明里也不要求封官赏爵，只提出要满意将卒的诉求。
而普通将卒的诉求很简单，也很直接，便是当初谭育良他们用来鼓动起事的口号：“等贵贱、均田地”。
然而这点，却令思州将帅难以接受。
两万多奴婢就在他们眼皮底下等贵贱、均田地了，此时各家还能勉强控制的奴婢往后还能安分守己吗？
均田地？
思州三县仅有六七十万亩耕地，都是有主之地，是各家的根本，不提后续的负面影响了，谁愿意拿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田地，分给这些搅得思州鸡飞狗跳的贱奴？
思州不愿意，黄化也无法施加太大的压力，毕竟整件事又牵涉到世家门阀极敏感的神经。
最终议定的方案，就是起义军新编一部，归湖南宣慰使直辖，由湖南宣慰使供给粮秣、兵甲，负责收复婺川河谷的战事；而在收复婺川河谷后，起义军两万多家小便作为兵户，于婺川河谷择地安置。
而未来计划设立的婺川县，则从思州脱离出来，归由湖南行尚书省直辖。
杨氏内心是极为苦涩，这意味着他们之前两年参与打击婺僚人的成果，完全化为乌有，不过，他们也好歹保全旧有的地盘。
起义军将领倒是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但同时也担心他们真要率将卒、家小进婺川河谷与蜀军作战，万一思州出而反尔、攻其后路，他们却将陷入两面受敌的绝境之中。
在谭育良的撮合下，起义军诸将最终一致要求将包括虎涧关在内、位于锦和县东北部的草荆岭划入叙州，而将盘龙岭北麓、夏戈山北麓一小片狭长区域划给婺川县。
这样的话，一方面是叙州能威摄住思州，令思州不敢再轻举妄动，以免被叙州抓到发难的把柄，更为实际的则是草荆岭东南麓的小道虽然极为险僻，但到底能叫婺川县与虎涧关连接起来，至少在地域上不会再被思州封锁在婺川河谷之内进退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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