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我说，“那么说本田先生是离开家人独自在东京的了？”
“是的，旭川的长子对他一个老年人住在东京放心不下，加上别人说起来也不好听，劝他回去一起住，但他怎么也不愿意。”
“有子女？”我不无愕然，总觉得本田先生很有些天涯孤旅的味道。“那么，太太已经过世了？”
“此话说起来复杂。本田先生的太太其实战后不久就同一个男的殉qíng了。大概是1950年或1951年吧。具体qíng况我不清楚，本田先生不详谈，我也不便--一细问。
我点头。
“那以后本田先生一个男人家把一男一女抚养成人，子女各自独立之后，单身来到东京，开始从事您也知道的占卜一类活动。”
“在旭川做什么工作来着？”
“和哥哥两人共同经营一家印刷厂。”
我试着想象身穿工作服的本田先生在机器前检查清样的光景。但对我来说，本田先生永远是位身穿脏兮兮衣服腰缠睡袍式腰带冬夏都坐在地炉前摆弄卜签的老人。
说到这里，间宫中尉用一只手灵巧地解开带来的包袱，取出一个状如小糕点盒的东西。盒包着牛皮纸，又结结实实缠了好几道细绳。他把盒放在茶几上，谁来我这边。
“这就是本田先生留给您的纪念物。”间官中尉说。
我接在手中。几乎没有重量。无从判断里边装的何物。
“就在这打开看可以吗户
间官中尉摇头道：“不，对不起，故人指示请您在独自一人时打开。”
我点头把盒放回茶几。
“其实，”间官中尉开口道，“我是在本田先生去世前一天才接到他的信的。
信上说自己恐不久人世。‘死毫不足畏，乃天命，唯从天命而已。但尚有事未办----家中抽屉留有种种物品，平日我即已想好拟传以诸多人士。但自己已无力实施。
故想求助于你，按另纸所示代为分赠。自知实为厚颜之托，尚祈体察此乃我最后心愿，而辛劳一遭为盼。’我很有些吃惊。因为我与本田先生已好多年----五六年吧----音讯全无，而现在突然收到这么一封信。我当即给本田先生回了信。但jiāo相接到的是本田先生儿子寄来的病故通知。”
他拿杯噪口茶。
“那个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笃定已达到我等人望尘莫及的境界。如您在明信片上写的那样，他那人的的确确有一种摇撼人心的东西。我1938年chūn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有这个感觉。”
“诺门坎战役你和本田先生一个部队？”
“不，”间官中尉说着轻咬嘴唇，“不是的。我和他是两个部队，分属两个师。
我们一同行动是诺门坎战役前一次小规模作战的时候。那以后本田伍长在诺门坎战役中负伤被送回国内。我则没参加诺门坎的战斗。我……”间宫中尉举起戴手套的左手，“这只左手是1945年8月苏军进攻时丢掉的。正打坦克时肩部中了一颗重机枪子弹，一时失去知觉，偏巧又给苏军坦克的履带碾上。之后我成了苏军俘虏，在赤塔做了手术，接着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一直被扣到1949年。1937年被派往满洲，一共在大陆待了12年，其间一次也没有回国。家人亲戚都以为我在同苏军作战时死了。故乡墓地都有了我的墓。离开日本前，尽管有点含糊也算是同一个女子订了婚的。而她早已同别的男人结了婚。没办法的事，12载说起来毕竟是长了。”
我点头。
“您这样的年轻人，怕是对过去老话不感兴趣吧，”他说，“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也曾是和您一样的普普通通的青年。我一次、哪怕一次也没想过要当什么军人。我想当的是教师。可是大学一毕业就应征入伍，半qiáng制xing地当了军官候补生，再没返回国内，青chūn就那么过去了。我的人生真像是一场梦。”间官中尉就此缄口不语。
“‘如果可以的话，请给我讲讲您和本田先生相识时的事好吗？”我试探着问。
我真的很想了解，想了解本田先生曾是怎样一个人物。
间宫中尉两手规规矩矩置于膝盖，沉吟良久。并非迟疑，只是在想什么。
“说起来可能话长……”
“没关系。”我说。
“这件事我还没对任何人说过。”他说，“本田先生也不至于向谁说过。这是因为，我们曾讲定不告诉任何人。但本田先生已不在人世，只剩我这一个，说也不会给谁添麻烦了。”
于是间宫中尉开始讲述。
间官中尉的长话
其一
“我到满洲是1937年初的事，”间官中尉开始说道，“我是作为中尉到新京关东军参谋本部报到的。因我在大学学的是地理，被分配到专门搞地图的‘兵要地志班’。对我这实在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我受命负责的工作，坦率地说，作为军事勤务是相当舒服的那一类。
“而且，当时满洲的形势比较安稳，或者说算是稳定的了。‘日支事变’的发生使战争舞台从满洲移往中国内地，投入作战的部队也由关东军变为中国派遣军。
扫dàng抗日游击队的战斗虽然还在继续，但大多是在比较边远的地区，总体上大的难关已经过了。关东军把jīng锐部队放在满洲，以便一边监视北部边境，一边维持独立不久的满洲的稳定与治安。
“虽说安稳，毕竟是战时，演习还是时常有的。但我没有参加的必要。这也是值得庆幸的。在零下40度甚至50度的冰天雪地中演习，可不是闹着玩的，演习中弄不好都可能没命。每演习一次，都有几百士兵冻伤，或住院或送往温泉治疗。新京虽说还称不上是了不得的大城市，但富有异国qíng调，很有意思，想玩还是可以玩得相当尽兴的。我们新来的单身军官住的不是兵营，而是集中住在类似公寓那样的地方。快活得莫如说是学校生活的继续。我天真地想，要是这样的安稳日子一直持续下去，平安无事服完兵役可就再好不过了。
“无须说，那不过是表面上的和平。离开这块避风港马上就是正在进行的残酷战争。中国战场必然成为进退不得的泥沼----我想大多日本人都明白这点，当然这里指的是头脑正常的日本人。纵使局部打几个胜仗，日本也是没有可能长期占领统治那么大的国家的。这点冷静考虑一下就不难明白。果不其然，仗越拖越久，伤亡数量有增无减。同美国的关系也像滚下坡似地急剧恶化。即便在日本国内也感觉得出战争yīn影正一天天扩大。1937。1938年就是这样的黑暗岁月。然而新京的军官生活却过得悠然自得。老实说，甚至不知战争为何物。我们只管通宵达旦地喝酒，嘴里胡说八道，去有白俄姑娘的酒吧寻欢作乐。
“不料有一天，大约是1938年4月末吧，我被参谋本部一个上司叫去，让我见一个叫山本的便服汉子。此人短发，仁丹胡，个头不怎么高，年龄三十五六岁。脖子上有一道刀砍过似的伤疤。上司介绍说：山本是民间人士，受军方委托正在调查满洲国境内蒙古族人的生活习俗。这次要去呼伦贝尔糙原同外蒙接壤的边境地带调查，军方准备派几名护卫随行，你也作为一员同去。但我不相信这番话。因为山本这个人固然身穿便服，但怎么看都是职业军人，眼神说话方式和举止都说明这点。我猜测是高级军官且是qíng报方面的，大概出于任务xing质而不便公开军人身分。这里边透出凶多吉少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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