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公社党委书记，与爹同是外地人，又都有文化，公社其他干部，都是本地人，也都是大老粗，上过几天学的没几个，能干上革命工作，靠的是革命热情和对革命的忠心，还有好的出身。那是一个出身定一切的年代。这样，爹和党委书记就成了莫逆之交，爹把党委书记视为了父亲一样的人，党委书记则视爹为亲子，并有心栽培爹，不但对年纪纪轻轻的爹委以重任，而且还发展爹成了预备党员。看起来，爹会官运亨通，前途无量，要光宗耀祖，不在话下。
看起来就要给爷爷光宗耀祖的爹这时候却做了一件事，让他们父子关系的裂痕从此就没有愈合过。
爹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妻子是童养媳。但爹一直不认可这门亲事，也没有和他这位妻子同居过，甚至于虽同在一个屋檐下却同她没说过一句话，没有正眼看过她一眼。但不知咋的，他这个妻子却有了个儿子，爹坚决不认这个儿子，一生也不认，爷爷却要爹既要认他这位妻子，还要认他这个儿子。沟里人传言说，爹这个儿子其实是爷爷的。
爹参加了革命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妈，也看中了妈，妈这时候还是他领导下的人民公社社员，一位乡村黄花大闺女。爹能看中妈，想必妈少女时定是一位大美人。爹这时候翅膀已经硬了，不仅成功地和他的前妻离了婚，还让我妈成了他的合法妻子。爷爷和爹断绝父子关系，上爹工作的单位大闹，要爹的领导把爹撤职下放农村务农，都无济于事，只好不了了之，把爹的前妻找了个好人家当闺女嫁了，她那个儿子，也从了人家的姓，这事才算有个对大家都还不错的结局。
我想，这段日子，大概是爹一生最率性最意气风发的一段时光。可惜，好景不长，意气风发的爹可能还有点意气用事，又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就为他后来的落魄埋下了祸根。
一次，某生产队的农民交公粮，运粮路上遇小雨，公粮就淋了点雨，公社粮站的人坚决拒收，但雨正下着，越下越大，拉回去损失更大，粮农们百般解释求好也没有用处。粮农们就打电话到公社办公室，爹与粮站的负责人通电话叫他们先把粮收下，等天放晴了由公社派人把粮晒干入仓。
论职权，爹这个决定粮站的人不敢不听，可惜，爹虽有权职却是外地人，这个公社的权力集团事实上已经分为两派，当地人一派，爹和公社一把手，那位省城来的老牌大学生一派，整个公社权力集团里外地人就他两个人。当地人那一派虽未掌握“一把手”那样的权力，却人数多，占据各个要害部门，内部团结得跟铁桶似的，一直明里暗里和爹，还有那位省城来的“一把手”作对。
爹每次给我们讲他的当年讲到这里都会说，还是他人太年轻，那位党委书记又是个读书人，不懂人□□故，不能教他什么，他以为只要和“一把手”关系好，又有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就能万事亨通，没有想到官场中事情那样复杂，人事关系是那样微妙。
爹给粮站的人电话，粮站的人却意外地口气强硬。粮农们三次打电话向爹请告，爹在电话上三次要粮站的人执行他的指示，但三次都没有结果。粮农们又第四次打电话来，爹就有些火了，在电话上说：“他们还不收你们就给我打！”爹这当然就不只是意气用事，还是带有军阀作风的官僚主义了，但在那个治理国家用的是治理军队的办法的时代，一个才上台没几天的学生娃就犯这种“官僚主义”其实并不是多么不正常的事情。
据沟里人说，那群农民是真把粮站的人打了，但据爹说，闹是闹了的，但并没有真动手，农民们哪敢打政府的人，但他把话都放出去了，也那么多人听见了。不过，爹说，当时粮站的人敢公然违抗他这个公社办公室主任，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政府内部上下级关系已经混乱了，全国都可以说在开始大乱了，大家都人心惶惶。
上级对爹命令农民打人这件事的处分并不严厉，作检讨，暂停三个月的粮食供应，其余一切都没有变动。爹说他若是会活人，有经验，三个月后恢复他的粮食供应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不仅没有朝这方面去努力，而且变得有点心灰意冷，觉得前途莫测，三个月后粮站继续不供他粮食，他竟认了。他说他这时候就已经在打退堂鼓了。当时吃饱饭对群众干部都是一样的大问题，他心想没粮食供应，干这革命工作也就没多大意思，还不如回家种田保险安全。
这时候，出了一件大事，终于促使爹自动离职回家当了农民。那位公社党委书记，省城来的老牌大学生，大知识分子，爹工作上的靠山和精神上的父亲，被划成了“□□”，在省城的妻子与他离婚划清界限，他在一天夜里用与妻子当年的定情物，一张手绢，在床上吊死了。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爹给我们讲他这些过去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他每次讲到这里都会沉痛地说，他当时实在是太年轻了，非常脆弱，没了这个他一贯过于依赖的靠山，他感觉就像是失去了父母的孤儿，感到在那个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晚上睡觉都好像看到有无数双充满敌意的眼睛在黑暗中盯着他，感觉是人身安全都没有了。
就这样，爹就带着妈和刚满周岁的哥哥自动离职回老家来当农民了，他的领导、旧部、同事，没有谁想起他，没有谁过问他，如此就是二十多年。爹也多次对我们说，他的各上级各领导当时都自身难保，本也不会有人在意他离去了，他们后来又死的死、亡的亡，在大乱大斗的形势中不是脱胎换骨面目全非就是如落叶飘去不知去何方为泥了，他去找他们也找不到庙门问不上姓，认识他的人也不会认他，他只有安心教一辈子民办，当一辈子民办教师了，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我们几个小的身上。他说，对他来说，天地都已经改变了，人也是全新的了，过去的只是一场梦幻。
爹每次向我们讲他这些过去时，都是那种一切如隔世的情态，有无尽的遗恨、伤感和同时的屈从认命。他总是说他当时若留在官场而不自动离职回老家来当家农民，后果可能并不会是什么好的而是更为悲惨的，在变幻莫测暴风骤雨般你整我斗中，说不准早就身败名裂，下场难以想象，甚至于还可能是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连给我们几个小的一个家也办不到。他说，依这么多年的形势看来，他当初的决定还真不是错误的而是正确的。
总之，爹说，他是个农民，是个民办教师，这在他一生中都不会变化他也不期求有什么变化，他的一切心思和希望都放在我们几个小的身上。他说，只有这样才是最现实可靠的，其余一切都是梦。
照他自己的一些只言片语，还有妈和沟里人的说法，爹回老家来当农民后其实“跳”了一阵子，最起码他想跻身大队领导层。但他得到的只是调来调去当民办教师，后来学老实了，活动了好多“关系”，费了很大的周折，才调回我们大队当民办教师。总之，在我逐渐懂事和长大中，也知道爹除了是我们大队的民办教师，不可能再是别的了，他给我们讲他那些光荣的过去，不管他自己讲得多么深情动人，在我们听来也是一个童话，即使是个黑色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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