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他们就为这事争吵吗?”我小声说。
让-克洛德近乎凄凉地笑了笑。“最后一块砖……不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最后压垮骆驼的是什么东西来着?”
“稻草。”
“最后一根稻草是理查不断催促，说什么应该爬上嘉措拉，去那里勘查。马洛里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无用，拒绝了理查的要求。”
“嘉措拉是哪里?”我问道。1924年6月我对珠峰的地理几乎完全不了解。我只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边界，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只有通过西藏才能去那里，真要是登山的话，只能从北坡上去。说得具体些，上到北部山脊上面的东北部山脊和北坡，前提是探险队的照片都是真实的。
“嘉措拉是通往西侧，将康雄冰川和东绒布冰川分开的高隘口。”J.C.说，“他们遇上了名副其实的极地大暴风雪，雪都到了他们腰部……是这么说的吗，杰克?”
“齐腰高。”
“齐腰高的雪越积越深，即使到达平原地区后也什么都看不见，他们还以为到达山顶了。在暴风雪中就连搭建帐篷也成为奢望。马洛里对时间的浪费异常暴怒。但是，到了早上，天放晴了，从嘉措拉大雪覆盖的营地可以看到前往北坳的完美路线：可以直接从山谷上去，然后再经山谷的侧面(在他们勘查的过程中，这条路线理查据理力争过多次)穿过冰雪覆盖的地方，上到另一边的山侧凹地，然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上到北坳。从那里直接前往北山脊，再一路上到高高的东北山脊。但季风季节的雪会把他们活埋了，风势异常恐怖，即使他们勘查到了一条不错的路线，可以去到一个1000英尺高的冰墙，从那里上到北坳，但当时已经错过了登顶的时机。9月24日，他们不得不从山上撤下来，因此，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登上珠峰。”
理查刚才一直在抽烟斗，但现在他正将里面的烟灰敲出来，随时都会回到我们这边。
“想必这就是他们争吵的原因。”我小声说，“所以今年理查才没有跟马洛里一起去珠峰探险。”
“不是。”让-克洛德耳语道，急急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是因为在第二次探险行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意外——1923年那次探险过后，他们在英国没待几个星期就又回去登山了。理查也被邀请了，但对方并不情愿。1923年，不知何故，马洛里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被复制后在登山者之间传开了。里面的内容我大抵能记得——不过后来我还是查看了马洛里到底怎么写的。内容大抵如下：尽管我跟他相识多年——我们在剑桥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特别是在放学后我们去威尔士登山期间，但我不是特别喜欢他。他很喜欢摆架子，跟个土财主似的，就像一个被溺爱的诗人，不仅不时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偏见，而且有时候态度相当傲慢。有时候，如果有人跟他意见不合，他会真的充满恨意。我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喜欢那个别人给他取的绰号，他第一次来到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时，总共也就五十个同学。我相信‘教会执事’这个绰号定能满足他膨胀的自我。露丝，总而言之，上次探险之后。我感觉再也不应迁就他，也不会再迁就他了。他知道的倒不少，但就是固执己见、冥顽不灵，要是别人知道了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一点儿都不高兴。要是他幸运地猜中了某件事情，比如他找到了嘉措拉隘口的路线，他会把自己的运气当成本事，好像他才是领导者，根本不把我当回事。
“你的记忆力真不错，朋友。”
让-克洛德一脸惊讶。“这不奇怪!你们美国的学生不也经常被要求背诵动辄上百页的诗歌、美文和其他材料?要是没背出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对吗?在法国，记忆能力跟学习能力是画上等号的。”
理查往这边看了过来，表情仍显茫然，显然是在努力思考什么。但我确定他马上就会回来。
“快。”我对让-克洛德说，“告诉我1922年那次探险，也就是那次所谓压垮他们之间友谊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
我承认这句话我说得有点语无伦次，但让-克洛德看着我，好像我突然开始说起了阿拉姆语。
“1922年，他们感觉有很大机会登顶。”让-克洛德说，这时，理查开始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他们爬上威严的冰墙，上到北坳，然后横跨那里到达北山脊，经北部山脊前往东北山脊，再从那里登顶。但是，恐怖的大风逼着他们从那边的山脊下到北坡。他们登山的进场非常缓慢，也充满凶险。于是，他们不得不撤回大本营。但在6月7日那天，尽管季风季节的大雪越积越深，马洛里仍然觉得这条路线可行，坚持要再上北坳，认为他们仍然可以登上顶峰。”
“理查反对再领着挑夫和登山队员上北坳。他认为已经变天了，今年登顶珠峰的机会已经没了。更重要的是，比起马洛里，理查对冰雪状况的了解比他多得多，而马洛里在冰川上和阿尔卑斯山探险的次数实在有限，理查说现在很可能会有雪崩。就在一天前，一些勘探北坳的登山者借助他们留在冰墙上的绳梯下山时发现过去两个小时里，那里有过宽约50米的雪崩，淹没了他们的足迹。理查因此才拒绝登山。”
这个理查现在离我们也就50英尺远，要不是大风呼啸，淹没了我们的声音，我们肯定早就停止说话了。但是让-克洛德还是匆匆说完了最后几句。
“马洛里骂理查是懦夫。6月7日那天早上，马洛里领着一行十七个人前往北坳，所有的夏尔巴人都用绳子拴在一起。他们果然在北坳200米下面遭遇了雪崩，出事的地点正是理查警告他们的斜坡。九名挑夫被一起卷走了，马洛里离雪崩发生的地方也就几米，但即使是他也被卷入雪浪中。后来，两名挑夫被挖了出来，但另外七个人全都丧生，遗体被埋在冰隙中，就是那个雪崩差点儿把他们带过去的地方。不出理查所料，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试图穿越松散板状雪坡的行为无异于疯狂之举。”
“天哪。”我小声说。
“情况就是这样。”让-克洛德同样震惊，“自从两年前的那个六月后，两个老朋友再也没说过话。理查也没被邀请参加今年的探险。”
我什么也没说。要不是他和马洛里吵架了，理查很可能被邀请参加这次重要的探险——也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探险。想到这个，我感到真是造化弄人。而如今，倘若报纸写的东西可信，这起事故俨然成为了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世纪悲剧。我想到人只有在悲壮死去后才会留下不朽的名声，事实上的确如此，想起了《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等许多报纸是如何评价乔治・马洛里的。
过去的四天我们错过了这一切，我们只顾着爬山、下山、睡觉，再爬山。
“怎么会……”我欲言又止。理查看起来马上要过来了。风越刮越大，撕扯着他的羊毛夹克和领带。我已能听到他那平头钉靴发出的声音，那双鞋显然跟上个星期马洛里和欧文穿的极其相似，鞋子在雪地上“嘎吱”作响，我看到它们在马特洪峰的山脊薄薄的雪上留下浅浅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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