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阳光明媚，我和帕桑背着我们在五号营地找到的德国人藏在那儿的新氧气罐，继续往山下走。他倒没有搀扶着我，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走在一起，每当我的身体愈发虚弱的时候，他都会扶着我的胳膊。
他领着我横过最后一段山脊，然后清楚地记得要从那个裂缝的开口下到低矮的岩壁上。接着，我们便去到了只有一个帐篷的六号营地，那个帐篷仍然屹立在那儿(尽管已经倾斜得非常厉害)。德国人在上山的时候显然没有看到它。六号营地里剩下一点儿吃的：一些巧克力、一罐沙丁鱼、一热水瓶水，都是我们留在那里没带上山脊的，我们将这些吃的全都放在了那几个早就装得满满的提袋里。
在六号营地的时候，乌云密闭，眼看着又一场暴雪即将来临，我坐在帐篷高侧那边的砾石上，手肘放在膝盖上，用望远镜对准珠峰，就在乌云遮住视线之前的短短几秒，我看到白雪覆盖的峰顶上有绿色和金色的东西摇晃着。
怎么会是绿色和金色的?他们在仅有27，000英尺高的六号营地时，上面风势渐大，天气也越来越恶劣，但理查和雷吉绝不会将大帐篷搭建在山峰上。这样做无异于自杀。
除非他们真想一起自杀，也许两人会将胳膊搂在一起，蜷缩在睡袋里，等到接下来的探险队登顶后发现他们。
他们在这段旅程中互相爱上对方了吗?我迟钝地想，感到心中隐隐作痛。他们是否早就达成过某个疯狂的决定，要一起死在珠峰顶上?
接着，我记得雷吉的大帐篷里并没有金色，肯定是那面印有布罗姆利家族徽章的旗子，上面是一只狮鹫和一只鹰为一根金色的长矛厮杀的图案，那个倒是绿色和金色的。肯定是那面珀西带到山上的丝绸旗，也就是雷吉从那具尸体的口袋里拿出的那面旗子。
山顶上是珀西瓦尔和雷吉的旗子!
但刚才在白雪盖顶的山峰上闪过几秒钟的织物有一个人那么高。怎么可能是那面小旗子……
然后我记起来了。我们分开的时候雷吉还将让-克洛德的冰镐拿去了，她将冰镐挨着两把短冰镐绑在了她背包的外面。
我咧嘴笑了笑，将刚才所见讲给帕桑医生看了。他从我手里拿过望远镜，抬头看去，但现在云层已经越来越厚，我想他应该没机会看到我刚才看到的那一幕。在峰顶气流的作用下，那块绿色和金色的织物呈水平方向晃动了短短的三秒钟，那一幕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现在又感觉呼吸困难了，当我将金属氧气罐的带子背到背上，将一些东西放到提袋中时，我在六号营地的砾石旁边站了好一阵，弯腰一阵猛咳，发现自己居然将鲜红色的血溅在了黑色的石头上。
“我喉咙里又有什么东西结冰了吗?”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后，我用沙哑的声音对帕桑说。
他让我张开嘴，这样，他就能用雷吉那个威尔士矿工头灯微弱的光帮我检查了。
“不是，佩里先生。”过了一阵他说，“里面没有阻塞物。但你喉咙的左侧壁非常粗糙，都肿了，有可能完全阻塞你的上呼吸道，除非你赶紧躺下来。”
“然后……我就会死吗?”我说。我现在已经处于极度疲劳状态，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了。
“不会的。雅各布先生。这种情况很正常，我帮你做个简单的气管切开手术就可以了……在这儿。”他用一根戴着手套的手指往我的喉管里摸着，“吸氧装置上有不少玻璃管和橡胶软管。”他继而又说。
做个简单的气管切开手术，我良久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要是手术失败呢，帕桑医生?”我用沙哑的声音说，痛苦的声音听着像是在哀鸣。
“然后，为了防止你的肺萎缩，我还要在这里弄个小洞，这样才能让你萎缩的肺再度充气，让你能够再次呼吸。”他说着将那根戴手套的食指放在我左胸上。“那些不同型号的软管和阀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在温度这么低的情况下用沸水给这些东西消毒。”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胸膛：在上面打个洞，将一根氧气软管伸出来，导入空气，让我萎缩的肺再次充气?
我将背上那个氧气罐往上挪了挪，系紧带子，戴上氧气罩，用从没有过的坚定声音说：“我可以躺下来。”
24
登上珠峰往往要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但下到冰川上的营地，很多时候甚至下到大本营却只要几个小时，往往一个漫长的下午就够了。
但这是有固定绳索的情况。我们之前将大部分固定绳索都拔掉了，就是防止德国人轻易上山。而且我们还将那些可以区分上行和下行路径的竹竿和旗子拔了，这些标记可以防止登山者步入垂直的雪坑里，那可是死路一条，一旦踩进去，就会掉入万丈深渊，摔向下面的绒布冰川或者东绒布冰川。
不过，帕桑似乎认识路。那天下午，乌云密布，雪球撕扯着我们裸露在氧气罩外的部分脸颊。我将氧气开到了2.2公升最大的流量，而帕桑大部分时间甚至都没吸氧，但即使这样我都没办法将空气吸入，因为喉咙红肿而阻塞的气管。每次呼吸，我都痛得要命。
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还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情。
我们到达之前的五号营地时——先前，德国人不知何故将最后一个温伯尔帐篷烧了——帕桑让我靠在烧成灰烬的帐篷旁边的一块岩石上，还将我的登山绳绑在了岩石上，像是把我当成了小孩或者藏马，要防止我乱动似的。接着，他朝北部山脊的方向走去，在东侧的砾石那儿花了几分钟时间寻找备用的吸氧装置和食物，也就是那些西吉尔和他的手下没有找到并将之据为己有的东西。
我坐在那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氧气罩取下来，拼命想从稀薄的空气中吸入更多的空气和氧气。这时，让-克洛德下到雪坡上，坐在我旁边的砾石上。
“见到你真高兴。”我沙哑地说。
“我也是，杰克。”他冲我笑了笑，然后俯身往前，下巴搁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上，双手则放在冰镐的扁斧上。他没有背氧气罐，也没有戴氧气罩，我想肯定是他掉到冰川上后，那些东西都丢了。
“等等。”我说，努力想保持清醒。我知道这事儿很奇怪，但我就是说不上来。“你怎么还带着你的冰镐?”我终于问道，“我看到雷吉跟理查往山顶去的时候，将冰镐放在了背包里。”
让-克洛德给我看了那把冰镐的轻木手柄。手柄离刀刃三分之二的地方有三个凹痕。“这是我从桑迪・欧文那儿借来的，你当时把它留在了岩石上。”J.C.说，“桑迪说他并不介意。”
我点点头。这样倒说得过去。
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人死了是什么感觉，我的朋友?”
J.C.用法国人特有的方式朝我耸耸肩，又笑了笑，我很熟悉他的耸肩动作。“Etre mort， c'est un peu comme être vivant， mais pas si lourd.[9]”他轻轻地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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