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我窝在希腊群山中的一个山洞里，笑着流出了眼泪。我举起装有巴斯巴亚尼斯・普洛玛莉・吾尊酒(一种茴香口味的酒，我时常感觉这酒难喝极了)的杯子，敬那三十位勇敢的夏尔巴人、年轻勇敢的奥地利犹太人科特・梅耶、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凯瑟琳・克里斯蒂娜・雷吉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苏沙恩特・拉宾德拉纳特・帕桑医生、理查・戴维斯・迪肯和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他们中的四个人是我此生最好的朋友。
尾 声
1992年4月
致丹・西蒙斯先生：我想读者肯定知道当高筒靴不再是男装风尚的时候，尾声(epilogue)”——特别是这个词以非常少见地“ue”两个字母为结尾——就已经很少出现在小说中。然而，我的确想要说一说与1925年开始的故事无关的几件事情，与你分享一些很短的题外话。同时我还相信，你应该已经读了我那厚厚一摞笔记本，如果你与别人分享我的故事了，并且发现这篇尾声使人厌烦或毫无意义的话，你会把它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
1925年秋天，我回到了美国，这之后又过了几年我才开始考虑是不是要继续登山。当我终于再次登山的时候，我选择留在科罗拉多落基山脉，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西部的山区里，我找了一份开荒的工作，一共干了两年，那里几座最高的山峰位于海拔14，000英尺的山脉之中。随后我去了大特顿山，那里的一座座尖锐山峰或许堪称美国最美的山。我在杰克逊霍尔遇到了查理和他的妻子，要到很久以后，杰克逊霍尔才成了有钱人和名人的度假胜地。我们三个人都很喜欢滑雪。
20世纪20年代，我再次开始攀登美国以外的高山，于是我去了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那里有很多人类尚未涉足的顶峰。如果我想到哪个国家登山，我就会到货船上当一级水手，或者到有钱人的游艇上工作，而且正是因为这个背景，我才找到了那份我们见面时我提到的那份工作，让我和海军上将伯德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南极待了两年。
可就在1929年，我收到了一张来自尼泊尔的明信片。那时，离开珠峰差不多整整四年了。
首先，我应该说一说，1928年后，要想得到进藏许可或攀登珠峰的许可越发困难了。在1924年马洛里和欧文那支探险队之后，第一支成行的英国探险队是1933年由休・拉特利奇带领的。他们攀登到了非常高的海拔高度，找到了桑迪・欧文的冰镐。从前我把那把冰镐留在了第一台阶之下的一块砾石上，不过他们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把冰镐当成一个指向山下桑迪・欧文尸体的箭头。或者在当时，在我们留下欧文尸体——他冰冻的双手依旧交叠着，夹在紧紧冻在一起的膝盖中——的地方，松散岩石又向下滚动了很长距离，或者他的尸体都已经滚下了山。
不论如何，1933年在休・拉特利奇领导下的第四支英国珠峰探险队甚至都没有攀登到1924年泰迪・诺顿登上的海拔高度。1935年艾瑞克・希普顿领导的探险队走的是与拉特利奇相同的路线，不过他们倒是找到了更多耶蒂的脚印并且拍摄了照片。1936年和1938年，包括艾瑞克・希普顿和比尔・蒂尔曼等人在内许多相同的登山者又回到了珠峰。1936年的登顶尝试就和理查在1925年时给我们策划的一样，只是采用“阿尔卑斯式攀登方式”，不过希普顿、蒂尔曼和他们的人却因为糟糕天气只能止步于低处。
然而，在西藏对外国登山者关闭的同时，尼泊尔则敞开了大门。
说回那张尼泊尔来的明信片。小小的卡片上贴着极具异国情调的尼泊尔邮票，大多数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没见过，不过上面贴满了印度和英国邮票，因为这张明信片由新德里和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官员转寄给我，而在明信片的背面有一段简短的手写字迹——
杰克——
希望你一切安好。昆布谷的农场十分富饶多产，我们都很开心。小查尔斯和露丝-安向你问好。
你永远的朋友们
结尾语的后面没有留下名字。昆布谷的农场?我知道的唯一一个成功住在尼泊尔并在那里务农的西方人就是K.T.欧文斯，不过在1925年他来锡金的营地时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而且当然不会在问候语的最后写下“你永远的朋友们”(还是复数)。
除了理查和雷吉还会有别人吗?如果“小查尔斯和露丝-安”是我两位朋友在1925年5月末在那座山上消失后生下的孩子，那么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把那个男孩子叫作查尔斯，因为那是曾经在一战中严重受伤的雷吉的表弟，即珀西的大哥的名字。可露丝-安呢?许多年以后，我查找伦敦的旧档案，发现理查・迪肯有一个妹妹，名字就叫露丝-安，这个女孩在1899年出生后的一个月就夭折了。
因此，我至今都相信雷吉和理查结婚了，又或者他们两个生活在了一起，并选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和40年代远离俗世，生活在尼泊尔。可理查真能冷眼旁观与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他已经受够了军旅生涯。
我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还去了很多地方登山，特别是我和我的朋友查理一起去登山。1933年，我到阿拉斯加探险(与另外一位哈佛校友布拉德・沃什布鲁恩结伴而行)，攀登了克利伦峰，1934年我又去了阿拉斯加，攀登弗拉基尔峰。20世纪40年代末，我第三次进阿拉斯加探险，和另外四个人在17，900英尺的一个小雪洞里被困了九天。其中两个人因为低体温症而送了命。我很幸运，因为冻伤只失去了左手的最后两根手指。
在结束与伯德等人的那次南极探险之后，我于1936年第一次返回了喜马拉雅山脉，当然我并不情愿这样做。那是一次对楠达德维峰的勘察探险，楠达德维峰是一座非常美丽的高山，周围是由无可攀登的悬崖峭壁环绕的禁猎区，那是一次令人惊奇的经历，同行的还有我的朋友查理、比尔・蒂尔曼、艾迪・卡特等人。1938年，我还和一些哈佛登山俱乐部的校友勇闯世界第二大高峰——28，251英尺的乔戈里峰，而且，在我看来，这里比珠峰要危险得多。(我相信我曾经提到过，我在那里求学期间，这个俱乐部尚没有正式成立)那一年没有人登顶。
我还提到过，二战期间我还曾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过，我不会再说更多细节来烦你了，我只想说一件事：我曾经利用机密渠道寻找任何关于雷吉和理查・迪肯的只言片语，或者关于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科特・梅耶和布鲁诺・西吉尔的信息，可没有找到丝毫新的线索。
1953年，我以五十一岁之龄和我的朋友查理踏上了我的最后一次喜马拉雅山脉探险之旅，在他们第二次尝试攀登乔戈尔峰的时候充当登山支援者。那一年也没有人能登顶，相比珠峰，乔戈里峰可以说像是一个更为无情的女子，一直死死守着她的秘密。不过我的确碰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亲眼看到彼得・斯科恩宁用绳索拉住了在陡峭冰坡上失足摔落的四位登山同伴(包括我的朋友查理医生)。据我所知，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保护四个人，并救了他们的性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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